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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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更好地落實軍委這個決心。彭問我父親：“整編是要得罪人的，怎麼樣，有這個信心嗎？”

你怎麼回答的？父親說：“很乾脆，一句話，你有我就有！”

彭老總怎麼說？“要幹，就不要怕，要大刀闊斧。從今天起，你就搬到我這裡來辦公。”

父親想了想，又補充了一句：“他說，反正我也用不了這麼多地方。”

也夠乾脆的！（注：當時總參謀部在中南海居仁堂，不久搬到北海旁邊的旃檀寺。彭在6樓，總參首長都在5樓。）

總參謀部實際上就是全軍的司令部，整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工作都在這裡歸口。清朝以後，編練新軍，沿襲下來的習慣，通常是把軍事工作分為三塊，即軍令、軍政、軍訓。軍令是指作戰指揮系統，包括作戰、情報、機要、通訊；軍政系統包括編制體制、兵員徵集、武器裝備、地方武裝、部隊行政管理和機關直屬部隊；軍訓則是部隊和院校的教育訓練，也有把軍事學術研究包括進去的。我軍是把情報單獨分出來的，也就是多了軍情，共四塊。父親在總參謀部是分管軍事行政系統的副總參謀長。這也就是為什麼彭老總要找他談話的原因。

彭德懷和父親之間的相識相知是在長征路上。

父親是五次反圍剿時由共青團中央調到紅3軍團來的。紅3軍團是彭德懷領導的平江起義發展起來的隊伍，後來和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1軍團會合，構成了紅一方面軍，長征時期也稱中央紅軍。父親回憶這段經歷時說：“我在紅14軍負傷後，輾轉來到中央蘇區，在共青團中央工作，兼任少先隊總隊長，主要是搞青年工作和紅軍的動員擴編。五次反圍剿開始後，和以往幾次不一樣，送上去的部隊越來越多，但下來的傷員也越來越多，仗越打越大，根據地卻一天天縮小。大家心裡都像是壓著塊石頭。我再也呆不下去了，堅決要求上前線去。”

不難想見，一個來自團中央的小知識分子，走入驍勇彪悍的紅軍隊伍時的尷尬情景。對於在血水裡浸泡過的紅軍將領來說，這幫上面機關來的傢伙，除了會舞文弄墨、喊喊口號外，還能幹什麼？即便是偶爾提起來，也是不屑一顧的神情，“你說的是團中央派來的那小子嗎？”初創時期，不像現在行政上三六九等分得這麼明確，團中央不敢說它有多麼了不得，但它的級別可不低，共青團書記是參加政治局會議的，少先隊總隊長也是中革軍委15人成員之一。

父親說，畢竟自己離開作戰部隊已經4年了，他申請先進紅軍學校。何長工是校長，安排他在高階系。但父親的想法是，要帶好兵，就要通曉基層連隊的那些套路，他說，還是和連排幹部一起受訓好。分到3軍團後，他深知自己是中央機關下來的，嚴以律己，處處謹慎，可終歸還是出了次洋相，而且是在彭德懷面前。他說了這段故事：

“渡過湘江後，部隊傷亡極大，連續幾個晝夜的急行軍，疲勞極了。半夜，通訊員送來電報，通知天亮時帶部隊到軍團部集合。我實在是太困了，一下子睡過去。等一睜開眼，天已大亮，手裡還攥著那份電報，驚得汗都出來了。等我帶著隊伍趕到時，只見軍團長彭德懷站在路邊土坡上，在蘇區，彭德懷的嚴厲誰不曉得？他鐵青著臉，兩眼直瞪著我。”

是啊！對於要強的他來說，怎麼會犯這樣低階的錯誤？“我還能說什麼？報告！我睡著了。彭老總揮了一下手，只說了兩個字：跟上！晚上宿營時接到軍團司令部的通告，以後通訊員在送達命令時，必須叫醒指揮員，簽字後才能離開。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對彭老總。”

“我不能原諒自己，心裡非常難受。這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想起過這件事，想起我自己，想起彭老總。”

這個小故事，不知為什麼他總是提及，一直到我自己也成了帶兵的人後，面對上級，面對下屬，才真正理解了這裡的含義。

婁山關—遵義之戰。

這是以紅3軍團為主打的一場硬仗，也是紅軍長征以來的第一次大捷。一渡赤水後，由於大量的戰鬥減員，彭德懷決定取消師一級番號，把他手下的殘部整編成4個團，直接指揮。父親的紅11團擔任穿插任務，要趕在敵增援前奪佔遵義。但行至遵義城北十字坡時突然遭敵反擊，團長鄧國清負重傷，父親即率一個連搶佔附近的制高點，以壓住失控的態勢。也許是殺昏了頭吧，往前衝的太猛，後續部隊跟不上，敵人反撲下來，他四顧一看，周圍全是敵人，只剩下了自己……彭雪楓1936年在紅大學習時寫過一篇短文，真實地記錄了這個片段：“因為過於狠心了，張政委一個人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