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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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年炸響原子彈的報告，送上去快要一年了。父親遇到焦慮的事時，總愛用他的四川土話說：“過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滾油煎。”

在困難的經濟狀況下，這一年，又傳來了蔣介石要捲土重來的訊息。東南沿海緊張起來，廣州軍區、南京軍區的部隊開始向福建方向集結。中蘇交惡，不僅直接影響到與朝鮮的關係，連北部和西北部地區也多少使人感到了不安全的陰影。1959年平定叛亂後的西藏邊陲，中印關係再度緊張。友好鄰邦越南，與美國的戰爭不斷升級；原來主要以防備美蔣進攻的“北頂南放”的戰略方針，正面臨著多個戰略方向的挑戰。總參謀部後來向中央報告：國家經濟佈局在防備敵人突然襲擊方面存在著相當嚴重的隱患。工業過於集中，僅14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大約60％的機械工業、50％的化學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人口過於集中，全國除14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外，有25個50萬至100萬人口的城市；鐵路樞紐、橋樑和港口碼頭，多聚集在附近；幾乎所有的水庫緊急洩洪能力偏小，而大型水庫中，有52個位於主要交通線附近，17個位於15個重要城市附近……

對形勢變化的估計，必定將影響到國家的安全對策以及機制的變化。雖然一切仍是模糊和不確定的，敵人是誰？他在哪裡？可能從哪裡來？什麼時間來？達到什麼目的？又會是多大的規模？沒人能做出準確的判斷。“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思想和方針提出來了。

還有另一條歷史的主線，即被放大的所謂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對整個國家政權穩定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自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後，“階級鬥爭”的提法進一步升級，國內政治和經濟的實際走向是兩相背離：經濟繼續維持調整；政治則向越加強調階級鬥爭的左的方向發展。但並行只是暫時的，政治總是要統領經濟的。當階級和階級鬥爭被強調到非常嚴重的程度時，倒真是“處處都有敵人”了。於是，反過來又加劇了對形勢嚴峻的判斷結論。整個社會的政治形勢就在這兩種力量的相互作用下，越來越攀高，越來越緊張。

毛澤東說得好：“形勢比人強。”核戰略的精髓是：在核戰爭中沒有勝利者。它毀滅人類的巨大威力，可以使任何戰爭的野心家回到談判桌前來。

共和國需要核彈。

父親的這份報告當時是一式兩份：送書記處一份，送軍委一份。書記處那份鄧小平批示上報毛澤東。軍委那份呈送了林彪，賀、聶兩位老總，以及羅瑞卿。

現在重新審視這份報告，它確留有一個尾巴。“要統一抓起來”，這句話好說，但做起來可就難上加難了。怎麼抓？誰來抓？誰有這樣高的權威和能力？父親的這份報告沒有涉及。我想，這大概就是鄧小平為什麼要直接呈送毛澤東，而毛澤東也需要思考的問題吧。我問父親為什麼不再寫得具體些，他說：“這就不關我的事了。”

武器裝備涉及的領域非常之廣：軍隊陸海空軍和各兵種；國防工業系統；國防科研系統；國家科委和中科院系統；國民經濟各部門，如郵電、冶金、化工、交通、輕工等等。上述這些機構和部門，又按常規武器、戰略武器的不同門類，以及研究、生產的不同方式，分別歸口在由軍委和國務院雙重領導下的國防科委、國防工辦以及總參謀部來管理協調。國外稱這一領域為：中國的“軍事－工業界集團”。這裡涉及到的經費、利益、人事、產權等等，沒有哪個部門是可以單獨統起來的。遇到矛盾，只有靠領導人個人的權威來協調。如賀老總、聶老總，既是軍委副主席，又是國務院副總理；他們分別執掌國防科委和國防工業委員會。羅瑞卿職務就更多了，總參謀長、副總理、書記處書記。賀老總的國防工委解散後，成立國防工辦，羅為主任，他還分別擔任了國務院軍工產品定型委員會主任，就是說，製造什麼、合不合格，由軍方說了算。但你畢竟是國務院副總理，總不能看著軍工廠揭不開鍋吧？最後還得是和稀泥。

原子彈工程如此緊迫，必須統一領導，形成合力。下面怎麼都好辦，但上面怎麼辦？國防工辦、國防科委、總參謀部三家，似乎哪家都不足以牽這個頭，似應有一個統領協調這三家的更高層、更具權威的組織形式。這就意味著需要在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書記處書記之上的超重量級的領導人掛帥出場了，只有這樣的人物，才能具有這樣的權威，才能統領起這支大軍，才能組織這次以炸響原子彈為目標的空前規模的大會戰。

符合這個條件的大人物，在全黨當時只有兩位，他們是：周恩來和鄧小平，一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