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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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未謝，正是應了那句詩：“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搬家不難，家都抄了幾次，已經沒什麼東西了，傢俱又全都是公家的，不讓搬。只是捨不得那點煤球，要燒爐子啊，我和弟弟借了輛板車，幹了一晚上。那時真年輕啊。

服務處派了輛車、幾個職工，拉來了幾件舊傢俱。跟隨了父親20年的司機老安特地跑來，張羅著叫他們順帶著搭把手。他對我說，總得表示一下啊。我沒聽懂。他說：“買上幾瓶啤酒，大餅和熟肉，請大家撮一頓啊！”又說：“長這麼大的個子，怎麼什麼都不懂呢？”我恍然領悟，推上腳踏車就走，臨出門，他還叮囑了一句：“別忘了帶條煙！”

老安熱心地帶我們張羅著，我和媽媽、弟弟在另一間屋裡默默地等待著他們吃完。臨走，他們相互商量著說，這些破傢俱還拉回去幹什麼，乾脆都給他們算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應酬。

“文革”讓我這個官宦人家的子弟，從世界革命的熱情中慢慢地沉寂下來，沉寂到了世俗的平民社會。“文革”使我終身受益，學會了在逆境中生存。

後來我被安排到了工廠。我的身份是“可教子女”，這是“文革”時期的一個專用名詞，它的全稱應當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針對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地主、資本家、右派、走資派的孩子們提出的一項政策。廠裡還是挺同情我的，鑑於我還是個共產黨員，因此還擔任了“可教子女”學習班的班長。我們上午檢查批判自己，下午在工地勞動改造，勞逸結合。同班的一些資本家、地主的孩子對我說，你是幸運的，你爸終有解放的一天，可我們呢？永遠沒有希望。難道真的就有天生的賤民嗎？看著這些和我一樣戴著紅領巾長大的青年工友們，他們的話，對我不知是安慰還是刺痛。

“文革”結束，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12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關於對原工商業者的若干具體政策的規定》，摘掉了扣在資本家和他們的子女頭上的帽子。這些當然是後話了。

轉瞬間，1970年的春節要到了。北京陰霾的天空飄飄灑灑地降下瑞雪，父親被關押已經整整三個年頭了。他在哪兒呢？他還活在這個世上嗎？前不久有傳他獄中肝病發作死了，我們不信，但又怕信，這麼多年了，連一點音信都沒有，為什麼單單是傳說他因肝病而亡呢？他在60年代初的確是被懷疑過有肝炎，難道這僅僅是巧合？在黨的高階幹部中，死，已經不是罕見的事情了。比較熟知的人中，劉少奇死了，賀老總死了，許光達大將死了，薄熙來的媽媽死了，陶勇夫婦都死了，劉小弟的父親劉彬（注：劉彬，冶金部副部長，張聞天的夫人劉英的弟弟）也死了……

這一天，來了一群著國防綠的軍人，他們交過來一包衣服。是父親的！他在哪兒？為什麼帶回這些？來的一大群人都像泥塑似的沉默，只有一個人說了一句話：“簽字！”他們拿了收據轉身齊刷刷地走了。

這是一包發黴腐爛的髒衣服，汗衫已經變黑，千瘡百孔。媽媽含淚整理著，我們儘量找好話來安慰她。在一件大衣袖口的破縫裡，意外地發現了一個小小的紙卷，是爸爸帶出來的，再找，又翻出來一些，總共有20來卷吧，都是寫在報紙的白邊上的，大小不一，我們一幅幅地拼起來，慢慢看懂了裡面的意思，這是一篇《絕命書》。我把他抄錄下來，作為歷史的見證。全文如下：

我現在被關在我也說不清是什麼地方的一間黑屋子裡。看管得很嚴。現在是冒著危險給你們寫信，還不知能不能送到你們手中。不管能不能我都要寫。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入黨問題和特務問題。他們說達縣黨是1930年建立的。我的入黨介紹人張、戴也是1930年入黨的。因此，我1928年由張、戴介紹入黨是假的。他們說，調查我提供的證人有幾個不是黨員（這就怪了！不知他們什麼時候退黨的），他們都不承認與我發生過黨的關係，也沒有介紹我參加紅14軍和到中央蘇區去。其他的證人找不到。究竟怎麼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們懷疑我是國民黨或特務組織設法讓我混入黨內、軍內的。

我從未夢到我的歷史上還會有這樣蹊蹺離奇的情節。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甘願承受沒有正式入黨而冒充黨員混入黨內的罪過，願接受任何處分。但我無法承認參加了特務或其他反革命組織。也不是懷有破壞黨和革命的反革命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