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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什麼活動之後不久,全班同學都已經從其他各個班級的親朋好友處得到了訊息,熱熱鬧鬧討論過了,才想起來要找袁本和另外一個班長確認其準確性和具體事項。
而在袁本和另一個班長去找張紅梅詢問時,得到的回答卻往往是:“啊?”,“有這事?我還沒收到訊息呀?你們從哪裡知道的?”,“什麼?從十二班那裡知道的?”,“行,那我等下去問問周老師——也就是裴詡文他們班的班主任——再通知你們。”
於是,再也沒有人指望自己班能夠透過一個正常渠道得到學校發下來的通知和訊息了。
同時,不知道是因為自己太懶,還是因為知道自己不太靠譜的原因,他十分熱衷於放權,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部都丟給兩名班長去做。
這直接導致了他的一切政策都只會得到一個陽奉陰違的結果,而他本人則可以在一節課之後便將此事忘在腦後。在經歷了數次“提醒班長——陽奉陰違——自己忘記——再次想起——提醒班長”的迴圈後,他提出的政策終於能在一個月後正式實行,而該政策在實行了半個月後,再次因為下面官僚階層的陽奉陰違以及群眾階層的“不作為,不舉報,不反抗”原則,被眾人(包括他自己)徹底遺忘。
而與他個人極不靠譜的形象唯一形成反差的,就是他對於早讀這件事的一種近乎病態的重視。
“都給我讀起來!像你們張老師我讀高中的時候,學英語學語文哪有什麼練習冊!不都是多讀就會了!你看我現在還會背,啊,‘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根據袁本的統計,這句話的出現頻率大概是一週半一次。
於是這一次,即使是文藝匯演這種時間緊的活動,到現在只剩下半個月的時間了他們還沒有得到訊息這個現實,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