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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訊號。這不是裝置的問題。”
“於是你就空手而歸了，梅多斯。”
這又促使他回憶起另外一件事。他父親看了格雷厄姆·格林一本書中的一行話後在發笑（他記不得是哪一本書了）。書中一個私人偵探所的頭頭對他無所收穫的偵探說的幾乎就是同樣的一句話，“這次你又空手而歸了。”
“你如果指的是他們逃得太快，我追不上，那倒是真的。我不可能乘著伏爾加汽車飛到天上去。當時又在下雪。我負的責任又有限。”
“他們是太快了。”M 微笑著，表示他是和他的下級說笑話。“這不是你的錯，尼格西。”
“是啊，這不是我的錯，但也不使我輕鬆。”
“當然不輕鬆。請坐下，詳細對我們講講經過，我想了解細節。”
他從頭到尾講了一遍，從威爾遜·夏普收到邦德的快速電報起，一直到事情結束。他們在桌上放了一本用螺旋絲裝訂的莫斯科與郊區地圖，讓他指出跟蹤的每一個地點，M 不斷地插問。他說他要了解細節，他問得很細——附近有什麼其他的汽車，梅多斯駕車跟蹤的方式等。
M 嘟噥著說，“俄國內務部的監視車，你知道他們的車號嗎？”
梅多斯想也沒有想就朗朗說出了車牌號，這使他自己也吃驚。這類事是一個好的外勤人員的第二天性。在秘密情報局預備學校受訓時，他們花了許多小時做一種類似遊戲的訓練——放了多樣物品的盤子開啟一分鐘，然後要學員列出盤子上各物品的清單。在他們實習時，他們學習記憶法幫助記憶力，像鸚鸚一樣將車牌照與電話號碼記住。
M 用手指在尼格西與保鏢戴夫·弗萊徹駕車經過的街道上劃圈。“你們已很靠近莫斯科國立大學了。我指的是城裡的附屬建築，不是在列寧山上的主建築群。”“是，距離不到一個街區。”
“沒有什麼麻煩事？沒有特別的事？有沒有車走的樣子比較古怪？”
“所有人都開得很慢。有時雪下得很大。”“你沒有看到一輛舊的吉爾車？”M 反覆說出一個牌照號碼，梅多斯搖了搖頭。
“你當時距一起兇殺案現場已非常近了。你離開莫斯科以前沒有聽一起到謀殺案嗎？”“我沒有聽說。在莫斯科經常有謀殺案。每晚都有。莫斯科愈來愈像華盛頓了。”
M 哼了一聲。
“有什麼特殊的事嗎？”尼格西問。
“那所大學的一名英語教授的半個臉被炸飛了。他是坐在停著的汽車上的。是一個姓雷科的人。如果我記得對的話，他的名字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很可能他是開車將他們送進城來接頭的司機。‘正義天平’還幹了另一件事。”
“他們似乎在履行他們的諾言。”
“這是同一夥人乾的兩個案子。有一名外交政策顧問和他的妻子在別墅中被人勒死了。那天他休假。”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度假方式啊。”梅多斯總是不由自主地順口說一些不恰當的評論。M 對他皺了皺眉頭，他的臉一副怪相，就像吃了一口腐敗的魚似的。“他們用那女的唇膏在鏡子上寫了‘正義天平’四字。我譴責那些為引起轟動效應而拍攝的系列殺人片。”他面向比爾·坦納說，“我認為應該叫鮑裡上來了。要他明白，我們要他等在那裡，並沒有不可告人的動機。
我不想使他認為我們是對他進行心理戰。”
當坦納出去時，M 告訴梅多斯他們要見的是什麼人。他詳細介紹說，“他叫鮑里斯·伊萬諾維奇·斯捷帕科夫，是俄國反恐怖部門的負責人。像往常一樣，他這種人是不受法律管轄的。他只向最高層領導人報告。他與克格勃其他部門沒有往來。他的檔案不在總部的大型計算機裡。就是這個人來向我們請求幫助的，我對他有百分之八十的信任。”
梅多斯問，“還有百分之二十呢？”
“我們必須留有懷疑的餘地。如果沒有未知因素，就不需要我們了，會計師都能幹我們的工作了。”
“我有時認為會計師已接管了這個世界了。”
M 回答說，“可能是的。”這時，比爾·坦納回來了，帶來一個高高個子，臉長長的，像個小丑，不停地把額頭一綹金色頭髮向後拂。
鮑里斯從委瑣的、皺巴巴的衣服口袋裡拿出一包萬寶路香菸，問道，“介意我抽菸嗎？”說著，用齊波牌打火機點著了煙。打火機的一面有金紅兩色的克格勃劍和盾的裝飾。斯捷帕科夫將它拋向空中，又接住，笑著說，“一位朋友從洛杉磯帶來的。我們買不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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