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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將近十分鐘後，才按了門鈴。大門的鎖“咔嗒”一聲開了。
今天是星期二。他們第二次會面，她有不好的感覺。
她並不怕畢爾曼——莎蘭德幾乎沒有怕過任何人、任何事。但話說回來，這個新監護人令她感到不安。他前一任的潘格蘭律師溫文有禮又和善，和他完全不同型別。但三個月前，潘格蘭中風，尼斯·艾瑞克·畢爾曼便根據某種官僚作業順序接收了她。
莎蘭德接受社會與精神病監護十二年，其中兩年在兒童診所時，光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今天好嗎？”她就從未給過相同答案。
她滿十三歲時，法院根據少年保護法，判決將她關進烏普薩拉的聖史蒂芬兒童精神病院。這項判決主要是基於她情緒不穩，可能對同學甚至她自己施暴產生危險。
每當老師或任何相關工作人員試圖和這個女孩談論她的感覺、感情生活或健康狀況，她總是沉著臉不說話，眼睛死盯著地板、天花板和牆壁，令人備感受挫。她會交叉手臂，拒絕接受任何心理測驗。她對於一切針對她所進行的評估、衡量、製圖、分析或教育的反抗也反映在學校功課上——校方可以將她帶進教室，也可以把她綁在椅子上，卻無法阻止她不聽課、不拿筆作筆記。她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卻沒有拿到證書。
正因如此，就連要診斷她的精神缺陷都有莫大困難。總而言之，莉絲·莎蘭德就是個難應付的人。
她滿十三歲那年，法院也決定指派一名受託人來維護她的利益與資產、直到她成年為止。這名受託人便是潘格蘭律師，儘管一開始相當艱難，他卻做到了精神科醫師與其他醫師辦不到的事。漸漸地，他不但贏得女孩一定程度的信任，也獲得些許溫暖。
十五歲時，醫師們多少認同了她沒有危險的暴力傾向，也沒有急切傷害自己的跡象。她的家庭被歸類為不健全家庭，又沒有其他親戚可以照料她，因此法院判決莎蘭德理應從烏普薩拉的兒童精神病院釋放，並透過寄養家庭慢慢重返社會。
這段歷程並不輕鬆。她在第一個寄養家庭只待了兩星期就逃走了，接下來第二個、第三個也很快便半途而廢。那個時候，潘格蘭把她找來嚴肅地談話，他直言不諱地說，如果她再繼續這樣，就會再度被送進精神病院。這個威脅奏效了，於是她接受了第四個寄養家庭——一對住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米索瑪克蘭森的老夫妻。
然而這並不表示她行為收斂了。十七歲時，莎蘭德曾四次遭警方逮捕，兩次因爛醉而被送到急診室，還有一次很明顯地嗑藥。其中有一次她被發現衣冠不整、爛醉如泥地倒在車後座，車子停在梅拉斯特蘭南路上，車上還有個年紀大她許多，但同樣醉得不省人事的男人。
她最後一次被捕是在十八歲生日的三星期前，當時她完全清醒地在舊城區地鐵站內踢一名男乘客的頭。她被指控傷害他人。莎蘭德聲稱那個人摸她，並有目擊者證實她的說詞，檢察官便決定不予起訴。但鑑於她的背景，地方法院下令執行精神評鑑。由於她仍依慣例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也不配合檢驗，國家健康福利部諮詢的醫師們只得根據“對患者的觀察”作出評斷。倘若面對的是一個交叉雙手、嘟出下唇坐在椅子上、一言不發的年輕女子，又能觀察出什麼結果來呢？因此唯一作出的判斷就是她肯定有某種情緒障礙，而且不能置之不理。這份醫療/法律報告建議患者接受封閉的精神療養院照護。社會福利部門某副部長也表示支援精神病學專家們的結論。
至於她的個人記錄，專家們最後的診斷是濫用酒精與藥物風險極高，且缺乏自覺。當時她的檔案記錄簿裡充斥著內向、受社會壓抑、缺乏同情心、自我依戀、病態與反社會行為、合作困難、無法同化學習等等字眼。凡是看過莎蘭德檔案記錄簿的人都可能認定她有嚴重的智障。還有另一個事實也對她不利，社會福利部門的街頭巡邏人員有幾次看見她“和不同的男人”在瑪利亞廣場附近廝混。有一回，她在丹託倫登公園被攔下搜身，當時也是和一個年紀大上許多的男人在一起。社會福利人員擔心莎蘭德可能是或者有可能成為妓女。
當地方法院——決定她未來的機構——開庭判決此案時，結果似乎早成定論。她明顯是個問題兒童，法院除了接受精神病專家與社工人員的建議之外，不太可能作出其他判決。
舉行聽證會當天早上，莎蘭德被人從兒童精神病院——自從舊城區事件後她便被關在這裡——帶到法院。她覺得自己像個集中營的囚犯：沒有希望活過那一天。她在法庭上第一個見到的是潘格蘭，過了一會兒她才發覺他並非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