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內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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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聖濟總錄》有18卷專論諸風，反映當時對“風證”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水平。張銳著《雞峰普濟方》，把水腫分為多種型別，根據起始部位的特徵區別不同性質的水腫，施以不同治法。另外，還有一些內科病的專著問世，如宋代董汲著《腳氣治法總要》，對腳氣病的病因、發病情況、治療方法均有詳細論述，並訂出64方，是一部現存較全面的腳氣病專書。元代葛可久著《十藥神書》，是一部治療肺癆病的專著，書中所擬10首藥方，分別具有止血、止嗽、祛痰、補養等作用，對肺癆全過程的分型和治療總結了一套可以遵循的經驗。

病因學在此時也有重要發展。陳無擇的《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一書在《傷寒論》病因分類的基礎上，結合《內經》理論，創立外因、內因、不內外因的三因學說，此說概括性強，適於臨證應用，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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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完善時期

自金元四大家掀起學術爭鳴之風，後世歷代諸家，各抒己見，使中醫的理論與實踐日趨系統和完整，在中醫學術界掀起了發展、創新的風氣。如歷代對中風之爭，或言真中，或言類中，或言“非風”，越辯越明。又如對補脾、補腎及脾腎雙補的推敲，使脾腎的生理、病理在人體中的重要性以及二者之間的聯絡也更加明確。再如對鼓脹的病機認識，從東垣與丹溪的“溼熱論”，到趙養葵、孫一奎的“火衰論”，再至喻昌的“水裹氣結血凝論”，也是越分析越透徹，從而更好地指導臨床實踐，提高了治療效果。明代繼承了金元的學術成就並有所發展。如薛己的《內科摘要》在學術上受李杲善於溫補的影響，而有所發展，是我國最早用內科病名的醫書。虞摶的《醫學正傳》則發展了朱丹溪的學說。王綸明確指出：“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熱病用河間，雜病用丹溪。”是對當時內科學術思想的總結。另外，龔廷賢所著《壽世保元》，先基礎，後臨床，先論述，後列方，並附醫案，取材豐富，立論精詳，選方切用，適於內科臨床參考。《景嶽全書》為糾正金元劉、張嗜用寒涼攻伐之偏，倡導人之生氣以陽為主，指出人體“陽非有餘，陰常不足”，力主溫補之法，是書論內科雜病部分計28卷，記述70餘種病證的證治，每病證均引錄古說，參以己見。張景嶽對內科許多病證病理之分析與歸納極為精闢，治則方藥也多有心得，在這部分內容中，張氏結合病證對溫補學說進行了充分的闡述。

明清時代，在醫學史上具有特別突出地位的要算溫病學說的形成和發展，它使內科學之外感病的實踐與理論進入更高、更完善的境界。吳又可的《溫疫論》，是我國傳染病學中較早的專門論著，他認為瘟疫有別於其他熱性病，它不因感受“六氣”所致，而以感染“戾氣”和機體機能狀況不良為發病主因。並指出“戾氣”的傳染途徑是自口鼻而人，無論老少強弱，觸之皆病。這一認識，在我國醫學發展史上也是一個突破性的見解。葉天士的《溫熱論》為溫病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與辨證的基礎，其貢獻在於：首先提出了“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之說，概括了溫病的發病途徑和傳變規律，成為外感溫病的綱領；其次，根據溫病的發病過程，分為衛、氣、營、血四個階段，表示病變由淺入深的四個層次，作為辨證施治的綱領；再者，在溫病診斷上，總結前人經驗，創造地發展了察舌、驗齒、辨別斑疹與白痦的方法。這就為溫病學說奠定了理論與實踐基礎。吳鞠通在葉氏學說基礎上著成《溫病條辨》，以三焦為綱，病名為目，論述風溫、溫熱、瘟疫等9種溫病的證治，並提出清絡、清營、育陰等各種治法，使溫病學說更趨系統和完整，建立了溫病辨證論治體系。其後，薛生白著《溼熱病篇》，對溼溫病進行了深入研討；王孟英著《溫熱經緯》，將溫病分為新感與伏氣兩大類進行辨證施治。也都對溫病學說作了發揮和補充，促進了溫病學說的發展。

在內科雜證方面，明清也有一定發展。喻昌《寓意草》中提出疾病發生與時代背景密切相連的觀點，加深了對疾病發生本質的認識，故而提高了疾病診療和理論水平。林佩琴的《類證治裁》極為實用，熊笱著的《中風論》及尤在涇著的《金匱翼》對中風病的敘述，胡慎柔著的《慎柔五書》、綺石著的《理虛元鑑》對虛勞病的分析，盧之頤著的《痃瘧論疏》對勞疾的認識，都可稱之為內科專篇專著，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此時，對血證的認識也有新的突破，王清任著《醫林改錯》，對瘀血證進行了詳細論述，並創立了活血化瘀諸方，特別是為氣虛血瘀所制益氣活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