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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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送下飛奔來到耶路撒冷，這些衛兵包括拿著長矛的貝都因人、帶著步槍的德魯茲人、趕駱駝的駝夫，此外，他還帶著一個巨大的銀床，這是蘇丹贈送的禮物。皇帝記載道：“我們下了車”，當大衛塔上的禮炮鳴響時，“我跪在路邊親吻著土地”。他被“每件事物看起來都像從兒時故事和《聖經》中跑出來的那樣”這種情感征服了。但是，奧地利人就像所有的歐洲人一樣，也在購買一些建築以推動新的基督教城市的建立，皇帝視察了巨大的土木工事，這個工事就是在苦路上建立的一個奧地利救濟院。

土耳其大臣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寫道：“我將來絕對不容許為了那些瘋狂的基督教徒的利益而將任何道路設施加以改善”，“因為他們到時會把耶路撒冷改造成一個基督徒瘋人院”。但土耳其人卻還是特別為弗朗茨·約瑟夫在雅法修建了一條新路。這種建造“基督徒瘋人院”的勢頭是擋不住的。

馬克·吐溫和“貧民村”

查爾斯·沃倫上尉，這個年輕的考古學家，在穿過雅法門時驚奇地目睹了一次死刑執行的全過程。這場處決因劊子手技術的拙劣而變得更加可怕，當行刑者在犯人脖子上砍下第十六刀時，受害者大聲喊道：“疼死我了！”然後行刑者爬到這個不幸的人的背部，在其脊柱上來回拉鋸，就像在用一隻羊獻祭一樣。耶路撒冷至少有兩張面孔和一個多重特性的混亂：閃閃發光、氣派恢宏的大廈與古老的奧斯曼城市並存，前者是由戴著木髓制的太陽帽、穿著紅色大衣的歐洲人建造的，他們很快就把穆斯林區基督教化了；而在後者那裡，黑人蘇丹衛兵保護著女眷內室，看守著那些受到譴責的囚犯，那些囚犯的頭顱仍會在眾目睽睽的死刑執行中來回滾動。城門在每個日落都依然會關閉，貝都因人進城時都要交出他們的矛和劍。城市的三分之一都是廢棄的土地，有一張照片（由亞美尼亞主教拍攝）顯示，聖墓大教堂周圍全是疏曠的鄉村，這兩個世界頻繁地發生著碰撞：1865年，當第一根電線在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林之間拉起時，一個阿拉伯馬伕對設立電線杆進行了指責，後來他遭到拘捕，並被吊死在電線杆上。

1866年3月，蒙蒂菲奧裡，這個八十一歲的鰥夫，第六次來到耶路撒冷，他對這裡發生的變化簡直不敢相信。當他發現西牆附近的猶太人不僅在雨天無處可躲，而且還不時受到來自聖殿山上的人的攻擊時，他設法獲得了在那裡修建一個雨篷的許可。此外，他還試圖將西牆買下來，這是猶太人爭取擁有他們自己神聖場所的許多努力之一，但是失敗了。離開耶路撒冷時，蒙蒂菲奧裡感到“比其他任何時候都印象深刻”。這並不是蒙蒂菲奧裡最後一次耶路撒冷之行，1875年，他以九十一歲高齡再次返回耶路撒冷，他說：“我看到了一個有著各種建築的、幾乎全新的耶路撒冷拔地而起，這些建築中有的和歐洲的建築一樣優良。”最後一次離開這座城市時，他禁不住若有所思地說：“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離見證上帝對錫安的神聖許諾實現的日子越來越近了。”＇4＇

旅遊手冊經常告誡人們要警惕那些“骯髒的波蘭猶太人”以及“汙穢不潔的空氣”，但是對一些人來說，那些朝聖的新教教徒才是耶路撒冷這個地方的真正玷汙者。塞繆爾·克萊門斯（Sammul　Clemens）注意到：“麻風病患者、跛子、瞎子、白痴，這些人從各個方面困擾著你”，他是來自密蘇里州的新聞記者，寫作方式像馬克·吐溫。被讚譽為“狂野的幽默作家”的馬克·吐溫乘著“公誼之城”號在地中海航行，他參加了一個號稱“偉大的聖地歡樂遊”的乘船朝聖遊覽活動，但是他卻將其改名為“偉大的聖地葬禮考察”。馬克·吐溫將朝聖視為一個鬧劇，對那些美國朝聖者的虔誠進行了嘲諷，稱這些人是“無知的異國人”。他寫道，在見到下一個“景觀”之前“偷偷地走上一百碼真是一種放鬆”。當聽說位於世界中心的聖墓大教堂裡有一根柱子使用的就是當初上帝用來造出亞當的泥土時，他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他說：“沒有人能夠證明汙垢不是從這裡產生的。”總的來說，他對教堂裡那些“虛有其表，華而不實，以及俗麗的裝飾品”非常反感。至於這座城市，他說：“聲名遠揚的耶路撒冷，這個歷史上最莊嚴高貴的名字，已經變成了一個貧民村——陰沉淒涼，毫無生命地令人感到傷心——我一點也不想生活在這裡。”不過，即使是這個“狂野的幽默作家”也悄悄地給他的母親在耶路撒冷買了一本《聖經》，而且他有時還這樣想：“我正坐在上帝曾經站過的地方”。

那些旅遊者，無論是篤信宗教的還是世俗的，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