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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俄國的集體迫害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利奧·平斯克（Leo Pinsker），一個來自敖德薩的內科醫生，在《自我解放》中寫道：“我們必須把自己重建成一個鮮活的民族。”該書的寫作時間正是赫茨爾生活的那個時代。平斯克鼓勵俄國猶太人組織“聖山熱愛者”的新運動——在巴勒斯坦地區進行農業墾殖。儘管他們中許多都是世俗猶太人，但哈伊姆·魏茨曼這個年輕的猶太教篤信者卻堅稱：“我們的猶太性和猶太復國主義是相通的。”1878年，巴勒斯坦猶太人在海邊建立了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意為“希望之門”），與此同時，羅斯柴爾德家族中的埃德蒙男爵在巴勒斯坦地區資助俄國猶太移民建立了農業墾殖村莊“裡雄勒錫安”，他捐助的款項總共高達六百六十萬英鎊。和蒙蒂菲奧裡一樣，羅斯柴爾德家族試圖買下耶路撒冷的城牆。1887年，穆夫提穆斯塔法·侯賽尼與其達成協議，但後來又泡湯了。1897年羅斯柴爾德家族再次進行了努力，侯賽尼·謝克·哈拉姆（Husseini Sheikh al…Haram）最終還是斷了他們的念想。
1883年，早在赫茨爾的書出版之前，兩萬五千名猶太人在第一波移民潮中到達了巴勒斯坦，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來自俄國。19世紀70年代，耶路撒冷同樣還吸引了不少波斯猶太人，80年代也有不少葉門猶太人來到此地。這些人都傾向於生活在自己的社群裡。例如，來自布哈拉（Bckharan）的猶太人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布哈拉區，該區被很精心地用柵欄圍了起來，其建築很宏大，有的是新哥特式，有的是新文藝復興式，還有一些摩爾式的大樓則被設計成類似中亞城市建築的樣式。
1897年8月，赫茨爾在巴塞爾主持召開了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者大會，之後他在日記中引以為傲地說：“在巴塞爾，我建立了猶太國。如果我今天就把這句話大聲說出來，將會受到普遍的嘲笑。也許五年——最多五十年——每個人都會看到它的實現。”他們確實看到了，而且距他所言只差五年。赫茨爾成了一個新型政治家和宣傳員，坐著歐洲的新鐵路到處去遊說那些國王、部長及出版業巨頭。他那被無節制使用的健康惡化了，並向他提出了挑戰，而他那顆脆弱的心臟很可能隨時都會要了他的命。
赫茨爾相信猶太人的建國不能依靠最下層的居民，而是要靠皇帝的賜予和財閥的資助。羅斯柴爾德和蒙蒂菲奧裡一開始都對猶太復國主義很不屑一顧，不過最早的幾次猶太復國主義大會卻都有弗朗西斯·蒙蒂菲奧裡男爵，也就是摩西·蒙蒂菲奧裡的侄子在做點綴，“此人是一個非常愚蠢的英國紳士”，“在瑞士那炎熱的夏季裡竟然戴著白色手套，因為他要握的手實在是太多了”。然而，赫茨爾需要一個有權勢的人去與蘇丹進行交涉，他堅信他的猶太國應該是講德語的，因此，他把目標轉向一個現代君主的典範——德國皇帝。
威廉二世正在計劃一次東方之行，即先去見蘇丹，然後前往耶路撒冷參加聖墓大教堂旁邊新教堂的落成典禮——新教堂所在地已經被轉讓給了他父親腓特烈皇帝。實際上，威廉的計劃遠不止這些，他為自己與蘇丹的外交活動感到自豪，還將自己視為前往聖地朝聖的新教教徒。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能為土耳其帝國提供德國的保護，提升他的新德國的威望並抵制英國的影響。
“我要去見德國皇帝，並對他說‘讓我們的人民離開吧’”，赫茨爾作出了這個決定，並決心將他的猶太國建立在“這個偉大、強盛、尊奉道德、統治完美、組織嚴密的德國支援的基礎上”。他認為，“透過猶太復國主義，猶太人很可能會再次喜歡上這個德國。”
威廉：我的帝國的寄生蟲
德國皇帝不可能是猶太人的捍衛者，當他聽說猶太人可能要被安置在阿根廷時，他說：“哦，如果我們能把我們的人也送到那裡就好了。”當聽說了赫茨爾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後，他寫道：“我非常支援這些說猶太德語的人前去巴勒斯坦，他們越早被清除越好。”儘管他定期會見德國的猶太工業家，並與猶太船主阿爾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成了好朋友，但是從內心來說，他是個反猶主義者，到處嚷嚷著要反對猶太資本主義這個有毒的九頭蛇。他認為猶太人“是我的帝國的寄生蟲”，“正在扭曲和腐化”德國。幾年之後，作為一個被廢黜的君主，他提出用毒氣大規模滅絕猶太人的建議。然而，赫茨爾當時卻感覺到“這個反猶主義者正在成為我們最可信賴的朋友”。
赫茨爾必須要滲入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