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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原因的存在，群眾的意見層出不窮，其變化的速度也令人目不暇接，從而使得我們這個時代呈現出空前的繚亂態勢。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是因為每出現一種個別的意見，總是會出現一種對立的意見。而當它開始產生暗示作用的時候，很快就會受到對立意見的暗示作用的破壞。
有了這種互相制約的關係，其結果是任何意見都難以普及，最終使它們全都成了過眼煙雲，以至於一種意見甚至還來不及被足夠多的人接受，來不及成為普遍意見，往往已經壽終正寢。
就在過去的時代裡，政府的政策、少數作家和寥寥幾家報紙的影響，常常能夠成為民眾輿論的導向，而在今天，這種影響力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作家已經喪失了全部的影響力，他們一個個地淪為賣文為生的普通勞動者。
報紙出於經營需要，真正地做到了百家爭鳴，然而這就意味著，它們只會把形形色色的意見印在紙上，卻拿不出一個自己的觀點。
對於政府來說，政客們別說是引導各種意見，就是追趕意見還怕來不及。政客們琢磨不透某種意見究竟會引發什麼後果，這使得政府開始害怕來自民間的意見，有時甚至變成了極度的恐懼，這使得政府的政策不能穩固，往往飄忽不定。
由於缺乏引導與制約，群體的意見開始左右社會風氣，左右人的行為準則，左右政府的政策執行，甚至越來越傾向於成為政治的最高指導原則。它已經發展到了一種空前的地步，竟然能夠迫使國家之間結盟。
比如說，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幾乎完全是一場大眾運動的產物。當德國人大肆造艦，幾十艘萬噸級戰艦航行在大西洋時，法國民眾對此大感恐慌，一封封信函如雪片般飛往政府內閣，一場場的集會在全國各地舉行。這種輿論迫使政府急急忙忙地調整了戰略，透過與俄國結盟，使歐洲的整個格局發生了改變。
目前甚至出現了這樣的情形，就連教皇、國王和皇帝們也同意接受記者的採訪。我們常常可以看到，當社會上出現一條大新聞後，王室和教皇會在極短的時間內表明意見，彷彿他們也願意把自己在某個問題上的看法交給群眾評判。
我們常說，在政治事務上不可感情用事，過去這種說法也許還算正確，但是當政治越來越受到多變的群眾衝動的支配，而群眾又不受理性的影響，只受情緒支配時，這種說法恐怕就很難再成立了。
媒體的墮落
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媒體正在墮落。
這種所謂的墮落，並非說這些媒體都在道德方面走了下坡路，而是說它們正日漸變得人云亦云起來。
在過去的時代裡，作為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媒體掌握著豐富的資訊來源，同時也以其學識和理性，擔負著引導意見的作用。然而，它卻在逐步喪失自己的影響力。
和政府一樣，報紙在群眾勢力面前也變得卑躬屈膝，看不到一點自己的立場。
當然，在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後，報紙仍然有相當大的影響，然而這只不過是因為它成了群眾意見的傳聲筒，或是群眾情緒的晴雨表。
當報紙只能提供資訊的時候，它就放棄了自己的地位，放棄了讓人接受某種觀念或學說的可能。
於是，報紙便在公眾思想的變化中隨波逐流，出於和其他報紙競爭的需要，它只能大幅度擴充版面，加大資訊量，儘量使每一個讀者都能在報紙裡找到自己支援的觀點，因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讀者。
在過去的時代裡，曾經有一些穩健而又不失影響力的報紙，比如《憲法報》、《論壇報》或《世紀報》，它們曾被上一代人當做智慧的傳播者，如今，它們不是已經消失，就是變成了典型的現代報紙，最有價值的新聞被夾在各種輕鬆話題、社會見聞和金融謊言之間。
如今，沒有哪家報紙富裕到能夠讓它的撰稿人傳播自己的意見。因為對於那些只想得到訊息，對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所有斷言一概表示懷疑的讀者，這種意見的價值微乎其微。甚至評論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說一本書或一臺戲獲得了成功。他們可以做到惡語中傷，但決不能提供有價值的服務。
同樣的，這些報社也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評或個人意見上沒有任何有用的東西，於是它們便採取壓制批評的立場，只限於提一下書名，再添上兩三句“捧場的話”。在未來幾年的時間裡，同樣的命運也許會降臨到戲劇評論的頭上。
在今天這個時代，政府和報社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密切關注各種意見上，這已經成為了它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