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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不清白的？我覺得你就是賈寶玉，見了女人就發痴，就想入非非。你說你高中時見了我就這樣那樣的，我信。賈寶玉嘛！”尖酸刻薄，帶刺拉掛，這就是我的王記香。我沒好氣地說：“賈寶玉咋啦，上有寶姐姐，下有林妹妹。有福，女人福，又叫豔福不淺。咋啦？”我也尖酸刻薄幾句。她一掀被子就坐了起來，說：“可惜你的齊妹妹這時就已經變成臊筒子了。”這話太粗俗了，用來說齊秋月，比汙辱我還要令我難受，我說：“別說那麼損，講點衛生好不好！”她說：“咋一說齊秋月，你就護著，捂著。你現在去幫她把那一巴掌捂住吧！”竟傷心地哭起來。
幸虧老餘這天回家了，要不，讓老餘聽見我倆為齊秋月吵架，我的臉往哪擱。
我也許太沒城府了。真是俗話說的，吃著碗裡看著鍋裡，我竟想些沒有來由的事，操些沒有來由的心。我們就這樣彆扭了一夜。
天快明時，想她氣消了點兒，我說：“今天好日子。讓咱們也匯入這股革命洪流吧！”她說：“做詩吧，你。”正爭吵著，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齊秋月。我說：“新婚大喜的日子，你起這麼早？”齊秋月說：“別耍嘴皮子了。有正事。”原來革命委員會內部有人上書省革命委員會，要求在菊鄉設立特別法庭，對沙吾同、陳小煥等紅造總頭頭進行特別審判。省革命委員會打電話徵求王貴橋意見，老王問有那個必要嗎！搞得那麼緊張幹啥？接著就有人聯名寫了致菊鄉革命委員會的公開信，敦促市革命委員會盡早、儘快、從重、從嚴把陳、沙二人繩之以法。情況相當不樂觀。她說：“咱們得做個思想準備。”這兩個月，沒有他們的訊息，我以為冷處理了。哪裡想到又要拿他們開刀！我憤憤地說：“批也批了，鬥也鬥了，還要咋的？還能把他們槍斃了！？”
齊秋月說：“也許——要判重刑哩！”
我說：“我好壞也是個委員，為什麼啥事都揹著我們？”
齊秋月說：“委員，群眾代表只是個聾子耳朵。你還拾個棒槌當根針哩！”
我說：“你政工組長，專案組也受你管哩！”
齊秋月說：“不說那沒用的話了，心裡要有個準備就行。”
最後商定，開庭審判時，我代表他們出庭辯護。我要特別申明一點，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是特定時期一股特定的政治風暴，陳小煥、沙吾同不過是風暴中心的一棵小草。社會應當理解他們，原諒他們。齊秋月說：“你這話分量太重了，把你上綱上線了，說你攻擊文化大革命，貶低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咋辦？”我說：“顧不得那麼多了，只要能減輕他們的責任，把我搭上也值得。不這樣，就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和死去的趙先娥大娘。”
但是，並沒有公開審判，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
這個時候，山東省梁山縣有兩個中學老師，一個姓侯，一個姓王，他們聯名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一份建議書，被稱為“侯王建議”。建議：各地家在農村或是農村有親戚的中小學教師，一律回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改造自己的非無產階級世界觀，把自己變成又紅又專的革命知識分子，再由貧下中農推薦任教。
這又是一股政治性的“強熱帶風暴”。偌大一個菊鄉，一個禮拜不到，每一個教師回家接受再教育的各種手續均已辦好。我就在這種形勢下，被趕回老家油房莊，當社員，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對此，愁眉苦臉的有，擔驚受怕的有，興高采烈的有，無所謂的有。我屬於無所謂的這一批人。因為我可以同在家當社員的王記香常相廝守了。但我心裡也很不服氣，我上了幾年大學，一個建議，《人民日報》一個按語，就把我們視若糞土了。回家後，生怕貧下中農不推薦，那我就永遠變成農民了，我的商品糧也要取消，太可怕了。我老老實實，出工，累活、重活、髒活搶著幹，出工埋在隊裡，回家埋在家務裡，對原來慷慨激昂的政治呀路線呀就少了一份關注。我想，我們不過是被政治家利用了的工具，用過了，沒用了，棄置一邊，誰還正眼瞧你！想當初，何必那麼投入？！惟有陳小煥、沙吾同的命運很是讓人惦念。就在這時，齊秋月跑到鄉下。專程來告訴我們：陳小煥被判死刑，沙吾同開除公職。
天哪！
太慘了……
陳小煥才十九歲啊！半夜裡，我夢見她被五花大綁，背上插一個木牌子，上寫“反革命分子，武鬥兇犯……”，我一驚而醒。
據說齊秋月回家見王貴橋癱軟在沙發上，以為他病了，要他去看醫生，他卻像小孩子一樣撲在齊秋月身上痛哭流涕。齊秋月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