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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25年，英國的一些不法商人就私自駕船到臺灣，偷偷用鴉片換樟腦。那時，英國商人透過走私活動獲取的樟腦量雖不大，卻賺了大錢。
二鴉結束以後，臺灣被迫開港，當年英商在臺灣設立貨棧者就有13家洋行。其中，怡和、鄧特洋行資金雄厚，經營手法花樣翻新，臺灣的樟腦輸出逐漸為這兩家洋行所控制。
商人的天性就是追逐利潤，當兩家洋行形成基本的壟斷之後，二者就開始壓制對臺樟腦的收購價格，引起臺灣本地利益團體的嚴重不滿。他們上書官府，在同治二年。也就是1863年，使得清政府決定對臺灣樟腦實行專賣政策。禁止英國洋行在臺灣民眾中直接收購樟腦。
清政府的措施打破了英商的壟斷經營，保護了臺民的利益。受到臺灣民眾的歡迎。但利益受損的英商對之卻是恨入骨髓。
英商與臺灣地方的矛盾隨後也變得愈發激烈，到同治七年的七月，一場不為後世人所熟知的‘樟腦戰爭’爆發了。英**艦“阿爾及利”號、“布斯達”號載著大批英軍開到臺灣，攻克了臺灣重鎮安平，臺灣軍民皆損失嚴重。
這件事情當然以北京的退讓宣告結束。中英簽署了《樟腦條約》，滿清撤掉了臺灣軍政兩方面的多位官員，廢止了樟腦的官營，容許外國人及其僱員深入臺灣自由買賣。至今六年，臺灣樟腦製作、出口權均落到了英國人手中。此前。臺灣樟腦每年出口約7000擔，收購價每擔16銀元；到1870年在英商的掌控下，出口猛增了一倍有餘，收購價也降低了一倍有餘，中國蒙受的損失可想而知。
劉暹從來不是一個只從土地裡刨食的人，在清理土地田畝的同時，他也把眼睛放到了商稅開發上。除了樟腦這個問題，臺灣出口外銷的另外兩大拳頭產品——茶和糖，也在他的計劃之中。只不過樟腦的問題是要先解決的。因為茶業和糖業被洋商侵奪滲透的比例還很輕，不像樟腦產業，完全被英國人給控制了。這商務局就是幹這種事情的。
徐延旭對這事情是很不樂意，他根本沒有這方面的天賦和才能。可是劉暹掌控全域性。負責當今臺海第一要務——整理臺海防務和軍備；前臺灣兵備道，左宗棠手下得力干將之一，現任臺灣布政使的劉璈。負責臺灣到澎湖、到福州的海底電纜鋪設，以及整個臺灣每年所需的協響的估算。是絕對必須的。徐延旭就不得不接著商務局這個燙手山芋。而劉暹提議的開闢臺灣本地商業財源，就是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餾廠徵收樟腦稅銀。就是商務局開天闢地的第一次登臺亮相！
現在看，是要搞砸了！
“東翁根本不需要因此為難。只把事情擺給劉撫臺就好！”
看到徐延旭一臉‘鴨梨’的樣兒，身邊的幕僚這樣說道。徐延旭當年在梧州的時候就對劉暹的‘洋務’持反對態度。任柳州知府的時候，也甚是不配合劉暹。不過那個時候的柳州，上上下下幾乎全從劉暹的工業園區裡獲得了厚利，徐延旭孤木難支，他的不配合也只是個人的不配合了。
在幕僚看，商務局是再明顯不過的洋務了，而且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洋務部門。劉暹將之丟給徐延旭這麼個不懂洋務，不支援洋務的人，除了是在敲打下徐延旭，再無第二個原由。
徐延旭將事情‘還’給劉暹，就是顯露自己的‘無能為力’，只要態度好上一些，通白說就是低頭做小，劉暹絕不會欺逼太過的。因為幕僚覺得，如此重要的一個洋務部門，劉暹是不會容忍放在別人手裡的。
徐延旭的這‘教訓’，就跟劉璈捱得一樣。鋪設海底電纜也好，估算協響的數額也罷，劉璈做的也會很難受的那。海底電纜是他鋪的，電報局卻是劉暹親手掌握的。兒協響的數額估算下來，劉暹就照著那數額向北京上書，若最後發現協響的額度不夠用，劉璈是不是要坐蠟呀？
甚至可以說，劉璈現在的難處比徐延旭大。而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什麼，大家心裡都清楚。
劉暹在花廳裡熱情接待了徐延旭，他看清了這個人。雖然性格上保守，但還是屬於可拉攏範疇的嘛。
這事兒，如果是落到一個對朝廷死忠的人手裡，或是落在一個對他劉暹堅決牴觸的人手裡，他會怎麼做？
對英國人的抗議置之不理，霸王硬上弓，反正事情鬧出來了，朝廷的板子不會第一個打到他身上。劉暹才是臺灣的第一把手！
“聲伯。傳我的命令！”當著徐延旭的面，劉暹手裡端著茶盞，亮出了自己的智慧和手腕。丁振鐸立刻拿出了紙和筆。
“第一，全臺收繳民間火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