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天空下

第3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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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國社黨二大上，蔣中正提出了著名的“整理黨務案”，希望透過法定程式，來限制蘇聯顧問和國社黨人的權力，尤其注重後者。

該提案針對蘇聯顧問的有兩條：一、“不得把持要職”；二、“辭去行政官職權”。

針對勞動黨權力過大的有六條：一、“對於勞動黨員之入本黨者，須守本黨紀律，實行三民主義之工作，更不許對總理之人格加以誣衊，對於總理之歷史有意抹煞，對於三民主義，尤不準其有批評與懷疑之行動。如有運動本黨黨員加入勞動黨者，一經檢舉，則處以嚴律”；二、“勞動黨員在國社黨內一切秘密團體及一切秘密行動，完全取消”；三、“勞動黨對其黨員一切訓令及其策略，應透過國社黨最高幹部”；四、“在國社黨之勞動黨員，其名冊應通知國社黨最高幹部”；五、“勞動黨在國社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之人數不得過三分之一”；六、“國社黨與勞動黨應設聯席會議，處置一切困難間題”。

蘇聯顧問鮑羅廷不願與蔣中正決裂，而蔣中正也深信勞動黨人對大革命必不可少。雙方最終就該提案達成了妥協。勞動黨的權

力至少在制度層面受到了約束，而國共合作的路線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堅持。但蔣中正顯然很清楚，《整理黨務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勞動黨員從國社黨中央大幅度退出，國社黨的中下層黨組織也仍然在勞動黨的控制之中，因為國社黨並不能掌握跨黨的勞動黨員的具體資料。無奈之餘，蔣中正只能如此諄諄勸說勞動黨員：“如果我是一個勞動黨員，在現時紛糾的環境中，因為要求革命勢力統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勞動黨，做一個純粹的國社黨員，以謀革命勢力的集中”；“這並不是要鼓動大家一律退出勞動黨，而是希望諸位不要離開了環境和事實來革命”；“所以我現在主張，凡是中國國社黨裡的勞動黨同志，暫時退出勞動黨，做一個純粹的國社黨黨員”；“如果黨籍不純粹，就一定會自相殘殺”；“等到國民革命成功，再加入勞動黨，並不會遲”。

這些告誡雖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見的，畢竟兩黨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為謀徹底解決，蔣中正想出了一個國社黨加入共產國際的辦法。蔣很清楚地意識到：共產國際才是一切問題的關鍵，假如國社黨成為了共產國際的成員，直接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那麼，勞動黨員徹底加入國社黨，也就不存在任何問題了，“跨黨”所引發的一切矛盾都將消失。

1926年9月，同時擁有國社、勞動兩黨黨員身份的邵力子，受蔣中正派遣抵達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務，正是為了說服共產國際接納國社黨為其成員。

但共產國際最終沒有接納國社黨成為其成員，因為邵力子沒有完整地傳達蔣介石的意圖。離開中國前，蔣介石曾面囑他向斯大林轉達：要第三國際直接領導中國國社黨，不要透過中國勞動黨。但這位老同盟會會員似乎更傾向於維護大明勞動黨的利益，他反駁道：“勞動黨是第三國際的直接組成分子啊！”結果，見到斯大林的時候，邵力子沒有完整轉達蔣介石的囑咐，他只是說：希望第三國際加強對國社黨的領導。共產國際答應了這個要求。而到了11月的時候，蔣介石還在給邵氏寫信詢問事情進展

如何，甚至表示願意親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轉達了蔣中正的要求，共產國際也不可能接受國社黨。一個最直接的證據就是：邵氏此行為國社黨爭取到了與共產國際互派代表的權利；但自始至終，共產國際只接受了國社黨派來的代表，卻沒有向國社黨派出自己的代表。共產國際很謹慎地不願意承認國社黨。

與蔣中正試圖進入共產國際，進而“溶化”勞動黨不同，陳獨秀希望勞動黨員全部退出國社黨。

1927年4月15日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發表了題為《大明勞動黨“五大”和國社黨》的社論。這份社論披露了陳獨秀的這個計劃，並對其作了嚴厲的批評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