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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隋煬帝奢靡之風，反對營造宮室臺榭和對外窮兵黷武；為了社會的安定，他規諫太宗要廢除隋的嚴刑峻法，代之以寬平的刑律；為了政治清明，他規諫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對官吏中的貪贓枉法之徒要嚴懲不貸。在刑賞問題上，他認為刑賞之本在於勸善懲惡，在王法面前，“貴賤親疏”一律對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風上，他規諫太宗要兼聽廣納，認為“兼聽則明，偏信則闇”，以防止貴臣壅蔽，下情不得上達。他規諫太宗要以“亡隋為戒”，接受歷史教訓，居安思危，力戒驕奢淫逸。對這些有關國家治亂、社稷存亡的大問題，魏徵在上諫時一向是堅持原則，據理力爭，對唐太宗的失誤批評也是尖銳的。
他提倡上書言辭激切，無所顧忌。貞觀八年（634），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說：“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太宗看後大怒，要給他定以訕謗之罪。魏徵馬上勸諫說，昔日賈誼給漢文帝上疏說：“可為痛哭者三，可為太息者五。”自古上書，都是言辭激切，不這樣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覺，激切並不是訕謗。太宗聽後有所悔悟說：“朕初責此人，若責之，則誰敢言之。”魏徵對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諍，有時弄得他面紅耳赤，甚至下不了臺。一次罷朝後，太宗曾餘怒未息地說：“會須殺此田舍翁。”又說魏徵“每廷辱我”。不難看出，魏徵的犯顏直諫，往往是一針見血，甚至到了太宗難以忍受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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