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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的愛與恐懼
——評《山楂樹之戀》
中間代詩人評論家 馬策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泛性時代。不必細數充斥電視熒屏的各類性暗示廣告，更不消說網際網路上氾濫成災的五花八門的性想像、性行為，單表一則新聞——日前廣電總局封殺四川、成都某某廣播電臺有關涉性節目，就足以支援這個“泛性時代”判斷。廣電總局措詞嚴厲，稱某某電臺“用兩到三小時公然談論、肆意渲染，描述性生活、性經驗、性體會和性器官，大肆吹噓性藥功能”，“內容淫穢不堪，色情下流。”……在此泛性時代閱讀以革命（禁錮）年代為背景的愛情小說《山楂樹之戀》，不免讓人覺得，透過時代變遷，這紛擾人間的世俗之愛還得持續尋找出路。
泛性時代愛情唾手可得，但它很可能將愛簡約成性，感官很可能替換了感情。禁錮年代，愛情看上去純潔而理想，其實，這樣的愛情壓抑、變態得要命，說它被革命/政治一整套意識形態邏輯所劫持殊不為過。只不過，人們通常看不見，愛情這個熱烈的身體上原來還有扭曲的意識形態冰冷的投影。此所謂，愛情被革命禁錮，理想被政治綁架。再寬泛一點說，泛性時代以娛樂、消費的名義，利用強勢媒體放大愛情主題，但難免有性無愛。而革命年代，以意識形態的名義，透過政治洗腦作用於愛情，因此也難免有愛無性。兩者一路貨色：都是靈肉分離。所以我不說革命年代的愛要好於泛性時代的愛。所以我要說這兩個時代的愛都不是正道。所以啊，時代都不對，愛情都錯了。
《山楂樹之戀》的男女主人公一見鍾情於1974年春。老三是那個年代的帥哥，靜秋是彼時的美女，都是正當腎上腺素賁張、荷爾蒙奔湧的年華。有道是野百合也有春天，愛情說來就來，但是，的確，“毒草”沒有愛情。
多麼可憐的靜秋，多麼壓抑、扭曲、變態的她啊。她聽到老三說出“愛情”、“追求”這樣的字眼，會心驚肉跳，會尷尬不堪，這是少女的羞澀嗎？既是也不是。說不是，更多的是因為，靜秋在跟老三稍微親密接觸之後，都會在內心反省自己的“資產階級情調”，羞澀於是變成苦澀。靜秋家庭出身不好，是地主的後代，她早已學會遵循革命主題思維、行動。革命/政治議程操控了她的精神，她時刻自覺地在靈魂深處“狠批私字一閃念”（小說中儘管沒這麼提，但它是當年觸及靈魂的時代風尚）。對高中女生靜秋來說，革命更多地以學工、學農、學軍、學醫等方式展開，但行為的每一個環節都得“政治正確”，這是頭等大事，否則勢必斷送前程，還可能危及她成分有問題的家庭。靜秋可是一直緊跟時代風尚要求上進的好學生、好女兒。關於愛情，當年“政治正確”的表述應該是，“誰跟誰建立了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之類。靜秋中了意識形態的毒，時代語境規制了你：你要是不中意識形態的毒，你本身肯定淪為時代的“毒草”。靜秋的愛無力：無力穿越禁錮年代。她和老三的愛情無法不陷入囚徒困境。壓抑、扭曲、變態的首先是意識形態本身。在革命和生活之間潛藏著深刻的恐懼：人對意識形態的恐懼。而這種恐懼又適時轉化為對愛情的懦弱。
意識形態無時不在。就說俄羅斯經典民歌《山楂樹》，那可是為50年代的過來人所鍾愛，而50年代為中蘇蜜月期，初生的共和國天空無比明麗。到了靜秋的70年代，中蘇交惡，《山楂樹》也可能成為政治壓抑的象徵，靜秋還是偷偷跟一學俄語的實習老師學唱的。在《山楂樹》的歌唱中，一個少女愛上兩個工人小夥子，他們在山楂樹下約會，但少女無從取捨，因此向樹發問。靜秋愛上了老三，卻囿於革命語境，只能向政治求助。這是主導靜秋的行動能力。倘若按照能量守恆定律，我們也可以說，可憐的靜秋，她愛的能力實為政治能力所轉嫁、挾持，政治激情模仿、藉助她愛的激情大行其道。再說靜秋對生理衛生的無知。我不能斷定1974年是否出版了曾經風靡一時的生理衛生科普小冊子《性知識漫談》（說它風靡一時，是因為一代人曾經把它當作黃色作品閱讀，因此掌握了性知識那不過是它的副產品），但我敢說，即便是已出版了，靜秋也能做到自覺地不去讀它。而母親不進行適時的性教育，也是時代語境壓迫所致。靜秋顯得如此可笑。可笑的還有，那個時代，女性身體以端正筆直的板兒身材為美（這符合清心寡慾鬧革命的要求），最好身體往牆上一靠，就能跟牆嚴絲合縫。如果胸脯或者屁股頂著牆，那叫一個“三里彎”（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讓人出鼻血的前挺後翹S型），“醜死了”。靜秋不幸就長了這麼一付醜死了的魔鬼身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