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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力解決的也是這兩項問題，治標卻並未治本。黨爭方面，清流逐漸向皇帝集團靠攏，可是以文氏為中心的外戚的勢力卻有所增加，科考為庶族進階提供了途徑，卻始終被邊緣化。現任皇帝即位後，表面上對文氏和王氏兩大家族恩寵有加，實際上卻不斷加深兩家矛盾，讓他們相互牽制。羅溫的門下省鐵板一塊水潑不進，晏殊則更是將尚書省的行政職權牢牢掌控。重要部門吏部、兵部以及戶部已經被皇帝派的人牢牢掌握在手中。而在地方則多任用清流與庶族官員，尤其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州縣，都由皇帝的人馬掌握。至於解決藩鎮問題，卻始終動不了。與我所知道的康熙時代的三藩不同，這四藩地處西北，置藩之初是為了抗擊突厥，後來突厥沒落，他們卻成了皇朝大尾，割也割不掉了。終於在往前數四任皇帝時代，中央所派的節度使變成了世襲的藩王，經過四十年的經營，早已經枝繁葉茂，如果解決方法不當，且四藩駐地離帝都長安委實有些太近，縱深戰線不足，搞不好就弄出一個碧落版的安史之亂，讓人頭疼。四個男人的臉上都出現了凝重之色，看來這題是出到關節處了。
“瀟不才，願拋磚引玉。”孔大才子果然上道，知道今天要上爐挨“烤”的就是他，第一個跳出來回答：“晁錯此人少而有才，為政頗多建樹，其文《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貴粟疏》和《舉賢良對策》政論深刻，見解獨到。其一生最大的敗筆，並不在於獻《削藩策》，而在於其不懂得審時度勢又自識不清。”
晏殊淡然開口：“《漢書》中指晁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孔公子以為如何？”
“為國思慮，是臣子應盡之責；不見身害，未免過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