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新帝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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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士大夫必須遠離商人，絕對不能與工商業者混居在一起，工商業者離開居住地則不得與士大夫交談。《周禮·地官·司市》中還規定，貴族們不能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否則就會受到懲罰！

管仲的立場則完全不同，他將“工商”與“士農”並列，認為這些人是“國之柱石”，如果當年管仲提出“士農工商”，是以“士農”為優，“工商”末之，那就很難理解他之後的變法政策了。

管仲將四民並列，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識與覺悟，更是他的治國理念的體現。這位具有多年從商經驗的政治家，早已發現工商業的贏利能力大於農業，而振興商品經濟更是增強國力的最佳途徑。

這種把工商業者抬升到與“士農”並列地位的觀念，在當時計程車大夫階層並非共識，《戰國策》中記載的姚賈與秦王的對話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賈人也。”對管仲的商人經歷頗為鄙視。

而管仲的思想在後世被刻意淹沒，則是由於兩大原因。

其一，是齊國一世而衰，以商治國的思想徹底破產。

當時的齊國，坐擁最強國力，但卻採取了不擴軍和不兼併的“和平稱霸”戰略，管仲那些維持國際秩序的行動，並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齊桓公晚期，中原的晉國和南面的楚國紛紛併吞小國，疆域不斷擴大，它們的軍事冒險無疑得到了更大的好處。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兩年後，齊桓公死於宮廷政變，齊國迅速讓出了霸主權柄。自此以降，相繼稱霸的諸侯均以開疆拓土而威懾天下，“尊王攘夷”異化成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其二，便是管仲思想與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賤商”著稱，在他們看來，管仲從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風、施政綱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論語·憲問》中，子貢就認定“管仲算不上是一個仁者”。《論語·憲問》中說：“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管仲的諸多經濟政策，無論是刺激商貿、鼓勵消費還是“以商止戰”，在儒家看來，統統都是異端邪說，鹽鐵專營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西漢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變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馬光都是專營政策的最大反對者。儒家在經濟治理上只有“三斧頭”：一是“以農為本”，二是“輕徭薄賦”，三是“克己仁義”。遺憾的是，這三條在管仲那裡都找不到。

在某種意義上，管仲是一個被意識形態“謀殺”的改革家。

但儘管如此，在儒家的典籍中，提到管仲，仍然需要對他表示尊敬，稱其為“管子”，因為“至聖先師”孔子曾評價管仲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如果沒有管仲，華夏萬民將淪為夷狄的俘虜，和夷狄一樣的“被髮左衽”了！

林義哲追根溯源的重提“四民並列”的說法，正是要借孔聖人之言，堵士林悠悠之口！

第二百二十五章美人垂青

“林文襄在世時，我與他僅有一面之緣，惜乎因公事繁忙，未能深談。現在想起來，可為至憾。”伊藤博文的話中飽含著深深的遺憾之意，“而今只能從他留下的文章當中尋得慰藉了。”

“乾國幸有林文襄，然其英年早逝，又為乾國之大不幸。”林逸青看著伊藤博文的眼睛，正色道，“林文襄之主張，乾國用之，可興乾國，日本用之，可興日本，而日本現在有春畝先生等一干維新志士，乾國再無林文襄其人，是以日本振興富強之希望，遠大於乾國。”

“林君過譽了，呵呵。”聽了林逸青的話，伊藤博文只是在笑，“我只是個小小的工部卿，哪裡有林文襄的本事，出可為將，入可為相。只不過是跟著別人，做些實際的工作而已。”他說著，目光轉向了兩位少女，笑道，“怎麼樣？我實踐了諾言，你們今天如願以償，見到了林君，要怎麼感謝我？”

“多謝春畝先生成全我們姐妹的心願。”如月詩織說著，向伊藤博文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春畝先生的大恩大德，我們姐妹永銘在心，不會忘記。”

“盼日後能為春畝先生略效微勞，以酬今日高義。”如月香織也向伊藤博文鄭重鞠躬，語氣真摯的說道。

“我不是林文襄，也沒有他的才學和人品，你們姐妹倆把我當成他，可是要吃大虧的。”林逸青笑著對她們說道。

“林君的才學，不見得比林文襄差，只是未到鋒芒顯露之時。”如月詩織伸出纖纖柔荑，握住了林逸青的手，柔聲說道，“林君切不可妄自菲薄，其實我們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