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的盛世(出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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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雖然官倉中有糧，也無人敢決定放賑。顏希深七十多歲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聽到饑民的啼哭之聲，詢問署中人員為什麼不放糧。署員說，放糧乃是國家大政，必須等顏道員回來後奏請上級批准才行。否則擅動倉谷，處罰極嚴。不但要丟官，還需要補賠。

何老太太聞聽，勃然大怒，說：“此何時也！猶拘泥於常法乎？況德州距離省城甚遠，如果等我兒子回來，再經詳奏核覆，那麼數十萬災民都將成餓殍矣！你們無須憂慮，馬上開倉放賑，以解倒懸。如果將來朝廷怪罪下來，一切由我兒子承擔。如果要賠償，我願盡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償。”

在老太太的力爭下，倉庫管理人員終於開啟了糧倉，數十萬饑民得以全活。

訊息傳到省府，山東巡撫非常震驚。他們以擅動倉谷，蔑視國家體制，加以舉報。皇帝得知此事憤然批道：“有這樣的賢良母親和好官，為國為民，權宜通變，巡撫不但不舉薦，還要彈劾，怎麼能鼓勵那些為國考慮者！”皇帝降旨，已動用的倉谷，准許作為正項開銷，無須賠補，並且特別賜給顏母三品封誥。從此，皇帝對顏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顏氏也因此仕途通暢，一路飛黃騰達，很快高升到督撫之高位。（謝驥《論“顏氏文化”的三大亮點》）

正如同對顏氏母子的特殊處理一樣，凡事斤斤計較、察察為明的皇帝，獨獨對賑災中的跑冒滴漏“難得糊塗”。發生災害時，他寧肯地方官報得嚴重一點、誇張一點，因而發生冒賑、濫賑之弊也不追究。他最怕的就是他們賑災不力，因此他多次說“辦賑理宜寧濫勿遺”。對於那些捨不得花錢救災的地方官，乾隆深惡痛絕。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西部分地區受災，巡撫阿思哈捨不得動用國庫銀兩，就勸富戶出錢救災。皇帝十分生氣，說：“此奏實在卑鄙錯謬之至，朕實駭聞。”不久就罷了他的官。

考察乾隆歷年救災，確實是認真從事，不惜鉅款。乾隆七年（1742年）皖北大水，災民達二百二十萬。乾隆特批當時國家全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即白銀二百九十萬兩、糧食二百二十萬石救濟。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戶部把乾隆即位以來用於救災的錢和前兩任皇帝做了對比。報告說：“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災款項，共用了一百四十三萬兩，已經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經用了二千四百八十餘萬，糧食也是二千多萬石。”負責漕運的官員也提醒皇帝：“康熙年間共截過漕糧二百四十萬石用來救災，雍正年間也不過二百九十萬石。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經高達一千三百二十多萬石。”事事號稱法祖的乾隆看到這個數字也很吃驚，說：“朕遇到偏災，即有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懷，不能自已。也想不到竟然動用了這麼多漕糧。”（《清高宗實錄》）吃驚雖然吃驚，但是慷慨仍然慷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全國性災荒，乾隆手忙腳亂，晝夜不息，批示各地，或令截留漕料，或令開放穀倉，或令發給銀兩，或令減價平糶，或令興工代賑。皇帝說：“朕廑念民依，如傷在報。”這一年用來賑災的銀兩，高達一千四百萬，佔國家全年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還多。

雖然乾隆年間的救災也無法避免人治社會中常見的侵吞乾沒，層層盤剝，但是縱向比較中國歷史，仍然可以肯定地說，乾隆是傳統社會中採取救災措施最為得力的統治者。

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為他們的前車之鑑，而明王朝給他們的最大教訓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誰都知道，清朝得以入關，是撿了個大便宜，明王朝實際上是被飢餓的農民顛覆的。而顛覆的直接原因，就是對農民剝削過重。萬曆年間加派三餉，每年從農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萬兩白銀，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代皇帝經常講，明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

熟讀歷史的乾隆知道，飢餓的農民是國家最危險的敵人，而溫飽了的農民則是皇權最堅定的支持者。為了江山萬代，乾隆必須減輕對農民的剝削，使絕大多數老百姓有飯吃。這是國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統治者的自我剋制，在乾隆身上表現得比較明顯。乾隆一朝鼓勵農民開墾荒地不遺餘力，但是出發點卻僅僅是為了百姓生計，而不是為國家增加稅收。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新的一條：“各省官員不得再重新丈量農民土地，也不得強令農民向官府彙報自己開墾的荒地。”這其實就是宣佈，農民新開墾出來的土地，永遠不用給國家交稅。乾隆年間，由於皇帝鼓勵墾荒，全國耕地已經超過了十億畝。但是乾隆年間的國家稅收，始終只按七億多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