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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處死，親屬緣坐。
以上諸案，經過審實，與宗教和起義無關，乾隆仍然不放過。這固然是統治者的過度防禦，背後仍然有其他策略考慮。對乾隆來說，這是一種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處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個別心懷不軌者裝瘋賣傻，逃過法網。同時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製造恐怖，恫嚇“愚民”，“務必重處，以儆其餘”，使那些正常人越發不敢犯法。底層民眾的幾條性命，在他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錢的。
我們不能不承認乾隆皇帝對農民起義規律的認識頗為深刻，防範的手段也確實老辣陰狠，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清代後期風起雲湧的一次次大起義。一味地迷信打壓和控制的統治者甚至自身就受到了懲罰，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擊民間宗教的過程中，白蓮教起義的怒潮差一點掀翻了他的統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後，正是四次科舉沒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擊了大清朝。
三 消滅記憶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江西新昌縣衙門口，一個目露兇光的中年人，挾著一本厚厚的大書來告狀。
告狀人叫王瀧南，是當地著名的“光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