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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侍堯之所以如此熱衷“辦貢”,討皇帝喜歡固然是一個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進貢過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屬攤派。而且,進貢後退回的寶物,他居然也納入自己的私囊。當時來中國的朝鮮使節風聞,“大抵侍堯貪贓中,五之三入於進貢”。原來,為了表示風度,臣下所進貢品,皇帝一般不會全收,只能擇收部分,其他要退回。這張貢單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來樣,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龍袍、紫檀寶座、琺琅等74項數百件都歸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堯緣事治罪籍家,結果抄出“黃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樹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堯進貢物件而還給者也”。
山東巡撫國泰也是“進貢能臣”演變成貪汙案犯的典型一例。國泰進貢成績之突出,連乾隆都曾誇其“進貢為優”,“優於辦貢”。他進貢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點煩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皇帝在山東巡撫國泰的貢折上批道:何必獻勤至是?今所貢才器都閒置圓明園庫,亦無用處,數年後爛壞而已。真成大笑話。
就在此批發出僅三個月後,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國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對下屬強行攤派,聚斂個人財富,致使山東通省虧空。七天之後,國泰即被賜自盡。
乾隆年間侵貪大案而與進貢有關者,除李侍堯、國泰、伍拉納外,還有浦霖、阿思哈、盧焯、恆文、良卿、方世俊、高樸、彰寶、王撣望、勒爾錦、陳輝祖、郝碩等無數大案,而這類敗露的大案充其量不過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個官僚體系透過進貢這個藉口直接汲取的財富,不知凡幾。
進貢過程中的貪腐行為,不過是進貢諸多後果中最輕的一種。更為嚴重的是,皇帝對物慾不加節制的追求,給天下傳達了許多不良的資訊。
第一個不良後果是官場奢侈之風的颳起。
乾隆晚年,社會風氣日趨奢靡。官場之上,官員們整日比的是誰家的廚子好,誰請的戲子高明,誰收藏的古玩稀奇。據說當時在江南一帶的仕宦社會中,人們有“三好”,即“窮烹飪,押優伶,談骨(古)董”。這也可以說是整個乾隆時代官宦、士人階層平日愛好的一個縮影。
乾隆晚年,許多官衙終日歌舞昇平、花天酒地。河道總督衙門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總督興辦治河工程,“每於工次搭蓋館舍,並開廛列肆,玉器鐘錶綢緞皮衣無物不備,市儈人等趨之若鶩,且有娼妓優伶爭投覓利,其所取給者,悉皆工員揮霍之貲,而工員財賄,無非由侵漁帑項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時,“工次奢侈揮霍,開廛列肆,玩好生色,無所不有”。
進貢熱的另一個影響是官場上送禮之風的興起。
乾隆早年,對進貢送禮之弊察之甚詳。即位之初,他就規定,官場之上,不得以送“土特產”之類的名義給上級送禮。皇帝說:“持廉之道莫先於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貲。”(《清會典事例》)
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禮,對自己早年這個規定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官場之上請客送禮之風迅速升溫。章學誠說:“印官上任,書役饋送輒數萬餘,督撫過境,州縣迎送必數千金。”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撫浦霖貪汙案發,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鑲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驚歎:“此與唐元載查籍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何異。”其實皇帝大可不必如此驚詫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數十柄如意卻是稍有頭臉的臣子必須常備的,除了給皇帝的貢品以及皇太后聖壽、阿哥成親、公主下嫁的需要,進京陛見,處處打通關節,哪一項應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場上無錢不辦事。王撣望就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