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的盛世(出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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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就是說，老百姓沒有一點存糧，連皇帝的馬車都配不齊馬匹，宰相出門都得坐牛車。

中國歷史上最為人豔稱的盛世當然是“貞觀之治”加“開元盛世”。這個盛世的背景一樣是空前慘烈的人口損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624年），隋末的大規模戰亂方才平息。《隋唐演義》中章章都是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貞觀六年（632年），魏徵描繪戰亂的後遺症時仍說：“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貞觀政要集校》卷2《直言諫爭附》）貞觀十一年（637年），馬週上書時仍然說：“今之戶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續數十年的大屠殺和大破壞。明清易代之際，人口損失至少四千萬，其中直接死於清軍屠城的就高達七百萬。據《揚州十日記》所載，僅揚州一地，焚屍“約計八十萬餘”。一個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變化。《清史稿·王騭傳》裡記載的王騭在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里，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創痍。自蕩平後，休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餘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趙文林、謝淑君所著《中國人口史》認為真實的數字並沒有這樣極端，有大量逃亡隱匿人口沒有被王騭統計出來。他估計說1626年，四川人口為三百五十六萬。到了三十多年後的1661年，人口還剩下九十五萬。也就是說，損失了四分之三。

極衰之世的大破壞，正是盛世出現的必要條件。中國傳統王朝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壓力，而大戰亂則為新王朝解脫了人口壓力，提供了興起的寬闊舞臺。正是隋末戰爭導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拋荒，唐王朝才能實行均田制，給每個男丁發放一頃田地。戰亂導致的自然“土改”，同樣是漢初“招附流亡”、清初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在大動盪過去之後，新王朝只要能保證幾十年內不發生大的政治動亂，那麼並不需要它提出多麼高明的發展策略，只需無為而治，順勢而行，自然就會收穫一個豐盈的經濟自動恢復期。所以說，每一次盛世，都是對前一階段大災難大破壞的一種反彈、一種彌補。

第二，盛世的出現，得益於衰世提供的經驗教訓。

前代統治者倒行逆施的嚴重後果，給看夠了人間悲劇的後代統治集團以極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們，都非常善於從前人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

漢王朝建立之後，整個政治高層都在思考強秦何以暴亡。貞觀之治的出現，更要感謝隋煬帝這個“反面教員”。與此相似，清初的幾代帝王，也無不以晚明弊政作為自己施政之鏡鑑。明代後期帝王以好貨貪利聞名。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百姓剝削過甚。而清人入關之初，立即廢除明末“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鑑於明代教訓，清代統治者所定的賦稅水平為歷代最低，從康熙到乾隆，皇帝們都恪守“永不加賦”原則，怕重蹈晚明覆轍，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後期帝王的懶惰登峰造極，萬曆更是創下二十年不上朝的歷史紀錄。而清代皇帝則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勤政的一個帝王群體，個個未明而起，勤奮不懈。有明一代朋黨之禍最烈，造成嚴重的政治腐敗。而從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續不懈地大力打擊朋黨，使清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朋黨之禍最輕的時代。

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盛世，都是極衰之世付出高昂學費後考出的高分。

當然，付出了極衰之世的代價，並不見得肯定收穫盛世。事實上，盛世出現的條件遠比這個要苛刻。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所有的災難都能由進步來補償，更多的時候，災難換來的只是更大的災難。

司馬炎篡位不久，攻滅吳國，結束三國混戰歷史，晉武帝也成為繼秦始皇、漢高祖、漢光武帝之後，第四個一統全國的帝王。在統一之初，他積極進取，順應民意，減免徭役，一時“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隱隱然出現了“盛世”徵兆。如果他再加一把勁，一個大規模的盛世就會水到渠成。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備漢文帝和唐太宗那樣出眾的素質。晉武帝迅速陷入物質享受之中。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晉貴族文恬武嬉，大肆揮霍，興起了一股中國歷史上聞名的“比富風”。因此不出人們意料，武帝死後不久，西晉便陷入了混亂之中。

因此，盛世出現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中國歷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質超強的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