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的盛世(出書版)

第36部分 (第2/4頁)

綿於肅清，乾夷坤寧”。“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過於堯禹”。他們誇秦檜“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聖賢一出五百歲，開闢以來能幾人”。這些當初精心撰寫的諛詞，今天聽起來只是諷刺。

中國歷史上另一個“盛世”聲音叫得最響的時代是清代。眾所周知，清代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內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詔書中，連篇累牘的內容是宣傳大清政權的“深仁厚澤”。

但是，在整個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響的又是兩個特殊階段，一個是身背篡位惡名的雍正統治時期，另一個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經漸行漸遠之際。康熙時期，對盛世二字並不那麼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後，群臣請上尊號，康熙明智地拒絕了，他說：“賊雖已平，瘡痍未復，君臣宜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宜德化，務以廉潔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正是這種難得的清醒，才有了以後一系列正確政策的出臺。

第二，“盛世”是迴圈論的產物，而今天的中國歷史已經擺脫迴圈。“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與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多元交錯發展不同，中國歷史是一個封閉的自我線性迴圈體，其線性發展的規律是一治一亂，一盛一衰。《易經》說：“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無陂不平，無往不復”。就是說，凡事發展到頂點後，無不向反方面運動。這確實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運轉規律。《孟子·滕文公下》中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左傳》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三國演義》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老百姓則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無一不證明著中國人治迴圈規律的牢不可破。在傳統政治中，一個社會如果達到了“盛世”階段，那麼就意味著眼前無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儘量推遲那不可避免的衰敗來臨了。

然而，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身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歷史的發展，已經從自身的一治一亂迴圈轉向與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國文明的視界，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並不是只有盛極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這一條路可走。

全球化使中國人有機會吸收和借鑑其他人類社會創造的政治文明成果。雖然中國自我運轉的規律仍然在深層次地起作用，但是無論是誰，都已經不希望中國再次回到盛極而衰的舊有軌道。正如梁啟超說：

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迴圈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為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第八章　鴉片戰爭的種子

馬戛爾尼的出使使歐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不用武力，就無法開啟中國的大門。因為禮貌和溝通對中國人來說不起任何作用。既然把中國人定義為半野蠻人，那就意味著中國需要用西方的炮火之光加以照亮。雖然並不主張馬上武力攻打中國，但馬戛爾尼也認為中國政府是應該被推翻的。

一　世界留給中國的最後一個機會（1）

乾隆皇帝從小喜歡西洋玩具。

這個興趣顯然與父親有關。雍正以工作狂聞名於史，其實業餘時間也是一個相當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歡西洋玩意兒。現在故宮博物院裡還保留著他好幾張穿西裝、戴假髮的畫像，以及他玩過的大量西洋鐘錶、望遠鏡甚至顯微鏡。

乾隆青出於藍，同樣領娛樂風氣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隻小鳥或者走出一個小人報時的西洋鐘錶，從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讓他驚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二月，皇帝傳旨兩廣總督李侍堯和粵海關提督李永標多進貢幾件鍍金洋景表亭，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貢，有清一代並不多見。看得出皇帝確實是“喜歡得緊”。

不要以為閉關鎖國之下，清代的統治者與外界毫無接觸。事實上，巴黎或者倫敦流行的玩意兒，往往不久後就會隨商船或者傳教士傳入北京。歐洲最頂級的鐘表師成天琢磨康乾時代中國皇帝的喜好。還有歐洲人不遠萬里，從歐洲運來機械裝置，在廣州開辦了鐘錶工場，專為皇帝和貴族生產奢侈品。一些中國匠人也發揮中國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產品，並且惟妙惟肖。不過乾隆一眼就看出這些合資及仿冒品並非正宗，強調宮中所用必須是原裝進口貨：“從前進過竹葉青、洋漆器皿，亦非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