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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則進一步提出了虎口三關指紋法，這種診法是將食指近輩端向指端的三節分別稱為風關、氣關、命關。指紋顏色主候疾病性質，指紋顯現在“三關”預示疾病輕重，即風關病輕，氣關病重，命關病危。
錢乙根據《內經》及前人關於臟腑辨證理論，提出兒科五臟辨證法，把五臟與一些兒科疾病直接聯絡起來，如心主驚、肝主風、脾主困、肺主喘、腎主虛。並用寒熱虛實來判斷臟腑的病理變化，繼以制定五臟補瀉治療法則，指導臨床遣方用藥。如心熱用導赤散，肝熱用瀉青丸，脾熱用瀉黃散，腎虛用六味地黃九，脾虛用益黃散等等。這種辨證法，執簡馭繁，提綱挈領，大大提高了兒科辨證論治水平。
（四）疾病認識水平提高：對麻、痘、驚、疳等小兒病症有較為深刻的認識，錢乙細緻描述了小兒麻疹初期的表現，並指出其即“天行之病”。《聖濟總錄》認為該病“或遇時疫”所致，《小兒痘疹方論》則指出是“因時氣”而發，從而在病因學與發病學方面進一步明確了麻疹性質和特點。此外，開始注意發疹性疾病的鑑別，在小兒發疹性疾病專著《小兒斑疹備急方論》中，將麻疹與天花分別稱為瘡疹與痘瘡，在臨床上已能較清楚地加以鑑別，在治療上，一般初期常用解肌透表法，使麻疹由裡外透，如麻疹陷落，則採用清熱解毒和補氣託毒的治法，反對輕率使用熱藥。具體用藥上，選用胡荽、升麻、芥穗等透疹效果好的藥物，並注意病兒的護理，這些都為後世所推崇。
宋代專論發疹性疾病的醫書，如《小兒斑疹備急方論》、《小兒痘疹方論）、《小兒痘疹論》等，對天花都有論述。並能較正確地與水痘相區別。相傳十世紀宋神宗時我國已發明人痘接種術，成功地預防天花。
兩宋時期，對驚風的認識有著明顯的提高，宋以前，對小兒抽搐一類疾病統稱為驚癇。至宋，《太平聖惠方》卷83首次提出了驚風的名稱，並將驚風分為急驚風、慢驚風兩大類，詳細描述其病因病理、臨床症狀，關於驚風病因，錢乙認為除了大驚之外，發熱是急驚風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慢驚風則大多是吐瀉之後由脾胃虛損引起。至於治療，《太平聖惠方》對急驚風提出清熱、豁痰、熄風等治則。錢乙等醫家又有鎮驚截風、止搐、解毒等治法。對慢驚風則以溫補鎮驚為總則。在用藥方面，《幼幼新書》開始試用新的鎮驚藥蔓陀羅，為治療小兒驚風增添了新的方法。
六、五官科
宋代元豐（1078～1085）年間，醫學分為九科，眼科和口齒咽喉分別單獨成科，這是五官科理論逐漸進步和治療經驗不斷豐富的結果。其中，眼科的進步尤為突出，它以獨特的五輪八廓學說和內外障與眼病七十二證理論的產生為標誌，而且在針撥內障、鉤割針鐮等手術的具體操作手法較唐代有了更大的進步。宋代多種方書和《眼科龍木論》更總結記載了大量的五官科方劑，包括一些為後世醫家廣泛重視的五官科名方。
（一）五輪八廓學說的形成
五輪學說淵源於《靈樞》大惑論有關眼與臟腑的論述，宋代多種醫著中均有記載。如《太平聖惠方。眼論》記載的肝病，應於風輪，病應於血（輪）。脾病，應於肉輪，肺病，應於氣輪，腎病應於水輪。但此時五輪的眼部分屬僅瞳神、自睛較為明確，其餘各輪尚有缺失。《秘傳眼科龍木論》是宋元醫家輯前人眼科著述而成，其“龍木總論”據考當成書於北宋，該節“五輪歌”中，關於兩瞼病位的論述對《太平聖惠方》有所補充。南宋末，楊士瀛的《仁齋直指方》始將五輪的眼部分屬明確為：“眼屬五臟”首尾赤皆屬心，滿眼白睛屬肺，其烏眼圓大屬肝，其上下肉胞屬脾，兩中間黑瞳一點如漆者，腎實主之，此說得到後世眼科醫家認同，將五輪學說的主要內容基本固定下來。
陳言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一書中，首次提及八廓這一名稱，《葆光道人。眼科龍木集》中載有八廓歌，其中列有關泉、養化等八種廓名，並分別與小腸、三焦等臟腑相聯絡。楊士瀛的《亡齋直指方》亦載有同樣的八廓內容，不過此時尚屬有名無位的初期階段。
五輪八廓學說在論述眼與內臟之關係，眼病定位辨證論治之運用等均曾發揮過積極的作用。
（二）眼科疾病分類與認識水平明顯提高
內外障和眼病七十二證是宋代出現的兩種眼科病症概念。《秘傳眼科龍木論。七十二證方論》中，將內障、外障作為歸納所有眼病的分類綱領。它根據病症發生的不同部位，將主要發生於瞳神的病症歸為內障，發生於胞瞼、兩眥、白睛、黑睛的病症歸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