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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雙學位的日子並不輕鬆，上課、讀書、寫論文、考試、經濟、法律……真的太累，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幾乎就要放棄了。這個時候我認識了一位法學院的師姐，師姐是當年的北京高考“狀元”，考入北大後，大二就託福滿分，大三考GRE幾乎滿分，LSAT成績幾乎為歷年來北大法學院學生中歷史性的高分，同時法律專業一直成績名列前茅，然後在大三的時候開始選修經濟學雙學位，兩年讀完，最後用英文寫完本科畢業論文，從法學院給分最嚴苛的教授手中拿到了90分的高分，畢業後獲得美國Duke大學法學院獎學金，赴美國攻讀法學博士（J。D）學位。在這個師姐身上我看到了太多的神話被創造出來，太多的不可能被奇蹟般地改寫為可能，太多的我自己給自己預設的極限和潛力被成功突破了。這個師姐的故事讓我震驚和慚愧了很久，特別是當這個故事就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時。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再一次體會到了這句話。因此我覺得在大學裡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榜樣去效仿和學習絕對是一件可貴和正確的事情。感謝這位師姐，讓我在意志薄弱的時候終於沒有屈服於自己為自己尋找的藉口，而承受住了壓力走了過來。而當我修完四年的經濟和法律之後，回頭看看走過的那段路，也覺得其實沒什麼特別的。這也許就是人的性格吧，有時候，咬緊牙，多撐一會，所有克服困難的過程都會有這麼一段心理上的過程，習慣了以後面對困難也不會覺得是困難了。
（三）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句話的意思我是透過“明德”獎學金才深刻體會的。
你已經知道，本書的兩個作者都曾經是“狀元”。考上“狀元”當然不是一件壞事，但是說實話，在進入北大之前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好事發生在我的身上——至少沒有人來找我做什麼增進智力的口服液的廣告，沒有什麼傳說中的“重獎”，而我也儘可能地迴避了一切當地媒體的採訪，準備到北大來忘記高考這件事情。
然而冥冥中自有天意，在我正在想著儘快忘記這件事情的時候，生命中已經有另一番安排出現了北大的校園之中，而且這個安排給我的大學四年帶來了日後才發現的深遠的意義：朋友圈子、責任感、額外的歡樂和憂愁。
其實應該從1998年大一的時候說起，那個時候北大還沒有像後來那樣大張旗鼓地在三角地把來自各省的“狀元”或者得到奧賽金牌的孩子的大大的相片和簡歷公之於眾，讓所有的行人駐足觀看。其實想一想，所謂的“狀元”在北大的確沒什麼意義，能上北大的人誰不是“狀元”？不是全省的，也可能是全市的；不是全市的，也可能是全縣的。至少我覺得，來上北大更多的是實力與努力的結果，而“狀元”在某種程度上更多的是運氣的成分。
運氣就運氣吧，剛進北大沒多久，我就知道所有的“狀元”都得到了一筆獎學金，名字叫做“明德獎學金”，不但要發錢還要請所有的“狀元”吃飯。居然有這麼好的事情？我樂呵呵地就去了。到了現場一看，全北大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狀元和國際奧林匹克金牌和銀牌的得主都到了，第一個感覺是，北大“狀元”真多啊！本科四個年級的人加在一塊，超過了200，站在大廳裡感覺頗為滑稽。然而半個小時後，我的第二個感覺是，這裡面聰明的人真多，隨便聊聊天，我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覺，覺得一下子認識了許多有意思、說話資訊量特大的人，特別是同桌有幾個大四的師兄，聽兩句話就知道大學的生活沒有虛度，每個人現在都有著光輝的前途。我不由暗自地想：誰說“狀元”都是書呆子來著？是有看上去氣質比較呆的人，可是聊幾句你也會發現聰明勁仍然不住地從眼神和出乎意料的回答中流露出來。特別是事實上“狀元”的確大部分都集中在幾個專業裡，當文科和理科的熱門專業的學生坐在一起，大家的共同語言超乎意料的多。
也就在這次晚宴上我才瞭解到，是香港的陳國鉅先生和一批關心、支援北大發展的香港社會活動家和慈善家，成立了“北大之友”的社團法人，他們透過各種方式幫助了北大許多專案的建設，而“明德”獎學金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陳先生也特意提出，他並不擔心“明德”學生是否能保持學習上的領先位置，卻害怕這些讀書厲害的人在社交禮儀、為人處事方面的鍛鍊不夠，因此他希望“明德”獎學金的獲得者們能夠定期地舉行一些活動，使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能夠相互認識，也讓大家能夠多體驗一些正式的社交活動，獲得鍛鍊。
還有一個小故事讓我思考了很久，在陳先生艱苦創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