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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早經抑制，然而我們也不再擁有卓越的“人”。“人”的集體平庸、被迫平庸，是現行體制的前提與後果，可是體制總得假手於“人”，怎麼辦呢，妙得很：它將昔日獨斷分明的“人治”拆卸為無數隱形的“人”，又將“人”的效能一概設定為體制的零部件，爾後冠之以體制之名，治理大學。這治理的統一模式，便是有權利而沒擔當，有政策而沒主張，有計劃而沒理想。其過程，是人性持續地被磨損、被扭曲、被抵消，教育的主體及其主事者終於全盤“體制化”，至此，體制不再體現為教育，而是教育體現為體制。
第2節：體制與人
在熊先生與十六位受訪者剴切痛陳的“大學問題”中，糾纏交錯著人與體制、體制與人的複雜關係和深刻矛盾。它的能量以失控與縱容兼而有之的方式，滲透到大學教育的每一層面、每一環節，以至觸及人的問題，便歸結為體制的弊病；觸及體制的弊病，便發現終究是人的問題……在人治與精英的時代，“人”的作用能夠左右、塑造，以至顛覆體制，使之改道易轍；在體制主宰一切的今天，則體制有效地把持、控制、及至百般支配“人”，使之就範而合作。今日教育告別了人治的是非與獨斷，換來精英的缺席與真空，其代價，其效應，是面對龐大的體制，人人怨責，而人人無能為力……除非是那些利用體制、舞弄權謀並堂堂隱匿的人。在這本書中，眾多議論者雖然懷揣種種好辦法，但我發現，正因為眾人明知沒辦法，即便有辦法，也明知誰也沒辦法實施那些好辦法，於是嚶嚶求友，徒託空論。
我們願意預設這大尷尬麼？在被議論一方，情狀恐怕尷尬尤甚：在本書後記中，熊先生說他特意約請了六位國內著名大學的校長參與議論，結果無一例外被婉拒……這一層，我不同情熊先生，而寧願同情校長們：他們又忙又累，哪裡顧得上談教育？要知道，不是他們在辦教育，而是教育體制在“辦”他們；他們雖則是執行體制的人，其實每走一步無非被體制所“執行”。或曰：今日校長的權力不是很大麼？不，那是受制於行政機器的小權利，不是教育的大權力，不然，為什麼貴為校長，都不便為教育本職說幾句真心話？
夏初，我在香山賓館“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研討會”中斗膽描述：“今日中國高等教育，有大學，沒有大師；有教育官員，沒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沒有教育思想；有教學大綱，沒有教育的靈魂；有教育的地位，沒有教育的尊嚴。”言過其實麼？我但願自己大錯特錯：假如大學校長們願意出面為體制作辯護，我們洗耳恭聽。
而體制恢恢，仍竟有零零星星不甘於無能為力“人”。眼下這本書明目張膽戳穿大學教育這張紙，而且將要付印了。我不敢說這是教育的希望，僅止審慎地看作“人”的希望：半年來，我因辭呈而被渲染的媒體鬧劇並非全然虛空，不少有名有姓的“人”迅速給予清晰的回應，如徐友漁、楊東平、顧海兵……還有一位深圳市高階中學科研處的劉偉特意跑來北京對我說：大學還算好啊，有人敢說話，中小學乃至幼兒園的教育其實更糟糕、更畸形、更可怕。書中的議論者多半無權無勢，即或曾經有權，今也身退，退為發議論的人。他們個個耿介認真，顯然無法根除人性深處的倔強和愚蠢……請恕我使用“愚蠢”這個詞……其中尤為倔強者，便是本書作者熊丙奇。
我至今不曾見過熊先生。今年4月間，他打來電話，自報名姓，隨即寄來他所寫成的《大學有問題》，詳細讀過：原來大學這筆爛賬早就有人在算，算得很到家。不久收到他的新書稿，並囑作序，我不禁感奮而慚愧：我之議論教育，最是資格淺；我之提出辭呈，其實是自私；我之所以仍在議論仍在寫，蓋因寫作的快感與深深的沮喪。熊丙奇多年來不依不饒地追究大學教育無數令人沮喪的事：瞧這架勢，他心裡從來不沮喪。
教育需要批評，批評不需要如我這般沮喪而退卻的人。本書指證的淵深“黑洞”或足令人更沮喪，而這書之能夠編成功，我承認，適足令我們有理由免於無謂的沮喪，並隱然閃爍著頑強的希望……這希望，不在書中的議論，而在抬頭議論的“人”。這些議論處處宣洩著對教育體制的失望，同時宣告，有那麼一小撮人不肯對教育失去希望。
是的，我們畢竟難以棄絕對教育的希望。教育的希望，終究在人。倘若對“人”不再抱有希望，我們還剩什麼希望？
2005年7月29日
目錄
第一章權力至上，一種官僚化的教育機制
我們正面臨一種缺乏人文氣息、機械化、官本位和急功近利的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