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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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家也委派二女兒程雯出面參加向陽院活動，她的手裡總拿著把笤帚，喊聲也比別人大的多，大孩子不聽她的指揮，她便組織一幫比她小的孩子掃地，最後總是把一點點垃圾集中在她家門前並攬進她家的垃圾筐，然後再由她指揮著幾個孩子輪換著抬上往垃圾臺走去。一個星期天的早上，孩子們照例打掃大院，程雯又召集了那些小孩子在她家門前，就見她媽出出進進好幾趟往筐裡倒東西，地還沒掃完筐裡已經裝得滿滿的，該倒垃圾了，小孩子們一鬨而散，程雯手拿笤帚喊著：“還沒倒呢！”孩子們說：“太重了，我們抬不動”。程雯望著垃圾筐發呆了；從那以後，小孩子們加入了大隊人馬，沒人再聽她使喚。

暑假快結束了，也入秋了，一連下了兩天雨，雨後的院子光光的不用掃，又過了幾天，開學了，孩子們沒有精力再顧向陽院的事，漸漸的冬天到了，向陽院的事已被人們淡忘了，下了一場大雪，院子裡各家只掃門前雪。

五、被迫停課

我上小學時的第一班主任，是一位從農村考進師專畢業後分到我們學校的，接任我們班時她已入而立之年，並且是兩個男孩的母親；不知她從哪裡得知，我是家中最小並且是唯一的男孩，她經常在別的老師面前突然抓住瘋跑的我對人家說：“看，家裡四個姐就這一個寶貝*”。起初我不以為然，後來次數多了我便頗為反感，我從她的口氣中感覺到了羨慕的意味，又從她的表情裡讀到了一絲仇視，於是每當下課時，我一看見她和哪個女老師在閒聊，便總是有意避開，以免她再重複那句話。因此，我好幾次拒絕當班長，因為當了班長就得經常到校辦公室，幾十個教師都集中在那個大房子裡改作業，難保她不會挨個兒給人家宣佈我在家的“地位”，為此我也許深深地得罪了她。

一天下午，三年級臨時通知不上課，但我因為是校文藝隊的要排節目仍然到校，由於到的太早，便在操場邊的沙坑處玩起來，我學著體育班的同學的樣子練跳遠，口袋裡用來做毽子的幾枚“麻錢”掉了出來，正要撿起來，班主任四歲的大兒子李季跑過來喊到：“那是我的，給我！”我早就聽同學說他這個兒子愛搶班裡同學的東西，要是不給他就會跑到他媽那兒大哭大鬧，可我天生犟得出奇，裝起麻錢往排節目的會議室走，他便一**坐在地下，面對著沙坑北面二十米處他家的住處大喊：“媽，他不給我！”我沒理他，徑直走了。

這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了，那孩子那時如果好好向我索要，我也許會把所有麻錢都給他，可他那種蠻橫的態度是我無法接受的；但如果他媽第二天上午放學也象留別人那樣叫住我，然後對我說：“把你的麻錢給我們小季幾個吧，你是哥哥嘛！”我會毫不猶豫地送給她，可我絕對不會主動送給他，正如我從不在學雷鋒日舉手同意到班主任家發揚雷鋒精神，什麼買煤呀、買糧呀、刷房呀等等，而舉手的大都是考試不愛及格的。現在想來這是我做人的缺陷，也許我會幫一個拉著滿車重物的老人推車上坡，但絕不會臨過年跑到領導家幫忙刷房子。人與人相處，本應是相互幫助的，但那種看人行事的幫法未免讓人賤看；比如單位開大會，我看見小劉滿頭大汗地抱著一尺多高的檔案袋掉下來，那位女領導竟擦肩而去不理會，幫小劉的是同樣也抱著檔案的小張，一位是空手而過不予理會，一位是放下手裡的幫別人，於是我從後面急趕過去幫這二位，我更加堅信官幫官，民幫民是條真理。

麻錢的事我一夜間早忘光了，怎麼也不會想到它暗藏著禍事。第二天一上早自習，我就被班主任叫走了，我隨她來到她家，這實際上是學校的宿舍，屋子很小，一張辦公桌緊挨著窗下擠著，一張木板雙人床緊靠牆拐角，空地上僅夠兩個人站著，那張床上坐著箇中等偏瘦的中年男子，我的班主任表情極為嚴肅地給我介紹：“這是小季他爸，興慶小學的體育老師。”我很有禮貌地問候了他，他沒有理我，而是把頭扭向身後問：“小季，肚子還疼嗎？”我這才發現昏暗的屋裡還有一個人，她的大兒子小季坐在被窩裡，小季把目光遞向他媽答到：“疼。”班主任便開始了正式審問：“昨天下午到校了？”我回答：“到了，文藝隊排節目。”她又問：“你見我們小季沒有？”我回答：“見了，在沙坑那兒，他還搶我的麻錢呢！”她的口氣變得很硬：“你是不是踢了他幾腳才走的？”我楞住了：“我連碰都沒碰他一下。”她突然狂叫到：“踢了還不承認！我們小季昨晚肚子疼了一夜。”我被這突如奇來的誣陷激怒了：“我從不和小小孩玩，也從不欺負小孩！”她丈夫口氣倒是稍軟：“小孩子是不會撤謊的。”我爭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