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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株連，關了一年才釋放。
第二次撲空是在萬縣。據萬縣情報組報告，說萬縣魚泉中學是中共地下黨的機關，該校楊吉甫是萬縣地下黨負責人，中共地下黨經常在這裡秘密集會，還得到一封聯絡川東人民武裝準備暴動的密函。於是我又派特務將楊吉甫逮捕到案，經瞭解，楊吉甫是個搞教育的青年，其兄楊秉商曾任四川軍糧局局長，是何應欽的親信，現任西康省府委員兼劉文輝駐南京辦事處處長，同我過去認識。楊吉甫根本不是共產黨員，而是特務挾嫌陷害。我只好將楊吉甫釋放，並將諜報組長撤職查辦，囚禁於渣滓洞，後經人一再說情，關了幾個月予以釋放。
第三次撲空是並未抓住中共地下黨組織，卻破壞了民革的一個組織。原來特務報告，中共地下黨在重慶市保安路進行活動，以四川土產公司為其機關，主要負責人有杜文博、李挽瀾、蔡夢慰等人。經派呂世琨、漆玉麟前往逮捕，在重慶抓到蔡夢慰，在廣安抓到杜文博，搜查了四川土產公司。經瞭解，他們是楊傑將軍領導的民革組織，杜文博是楊傑的秘書，與其兄弟杜重石在四川進行組織活動。杜重石駐香港，杜文博駐重慶，並派李挽瀾赴雲南和西康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聯絡。我為了進一步瞭解揚傑將軍的情況和他在四川的活動，將杜文博交給了雷天元。雲南九九事件中，李挽瀾等４人在昆明被捕。原擬將他帶至重慶歸案，因重慶解放未果。蔡夢慰始終堅貞不屈，幾次勸降，他未接受，於1949年“11·27”大屠殺時被殺害於渣滓洞。
打入內部
破壞《挺進報》的線索，最後是由渝站渝組組長李克昌在文城出版社佈置的一個內線發現的。
李克昌是一個偽裝進步的所謂“紅旗特務”，是呂世琨的得力干將，狡猾而又很能吃苦，能深入下層活動（軍統特務到黨政機關進行內幕活動，叫深入上層；混入工農群眾中活動，叫深入下層）。李克昌在重慶各工廠以“紅旗特務”的姿態迷惑工人，發展軍統特務。破壞《挺進報》以來，李克昌的內線佈置更為活躍。
１９４８年３月的一天晚上，呂世琨偕同李克昌和一個二三十歲的青年特務向我彙報情況，說已在文城出版社發現了《挺進報》的發行據點。原來這個青年特務偽稱自己是失業青年，與該社的店員陳柏林認識了。陳柏林是一箇中共黨員，願意介紹他與組織發生聯絡，他已搬進文城出版社去住了。我就指示他說，這個做法很好，還要深入下去，最好與中共地下黨直接發生聯絡，不要輕舉妄動，以免又撲空。
過了幾天，呂世琨又來向我彙報，說佈置的內線已搭上了組織關係，陳柏林願意介紹他與上級領導見面，約定於某天上午，在觀音巖紅球壩某工廠碰頭，要求立即行動。我即命令呂世琨率同大批特務，按照約定地點等候逮捕。一會兒，陳柏林偕同內線前來與其上級見面，蹲伏在四處的特務蜂擁而上，將陳柏林及其領導任達哉一同逮捕，另外又逮捕了一個青年工人，解回二處。當時陳柏林只有１７歲，鬥爭經驗不足，為偽裝的特務所欺騙，因此遭了特務的毒手，使中共地下黨受到重大危害。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殺手徐遠舉的供狀（5）
酷刑嚴逼
軍統特務機關對待革命人士，歷來是用慘無人道的酷刑拷打來逼供的。特務頭子戴笠、鄭介民之所以得寵於蔣介石，就在於他們殘酷對待革命人士和消滅他的政敵。有許多革命者經受了嚴刑拷打，為革命貢獻了寶貴的生命。
中美合作所從最古老的刑具到最新式的美國刑具，應有盡有。這些刑具和用刑的方法有的是封建王朝遺留下來的，有的是美國特務機關傳授的，有的是從德、法、日租界巡捕房學來的。按照蔣介石和美國簽訂的中美合作所的秘密協定，除供給軍統十幾萬人的殺人武器外，還為軍統訓練刑事警察，供給全套刑事試驗裝置。中美特警班專設了一個刑警班，由美國特務親自訓練，二處的刑警特務大多是在中美特警班受過訓練的。
這個二處對革命人士用刑時，主要採用的有老虎凳、水葫蘆、踩槓子、吊杆子、竹籤子種種毒刑。受過這種毒刑的革命人士，就是能夠倖免於難，也要終身殘廢。軍統審訊革命人士一開始，照例是用刑，妄圖從生理上和心理上摧毀人的堅強意志。我對中共地下黨員的嚴刑審訊，有三套惡劣的手段：一是重刑；二是詐訛；三是誘降。透過酷刑拷打和威脅利誘動搖他們的意志，如說你的上級將你出賣了，你不說不行；如說已掌握了你的全部材料，你不說不行；如說你的夫人已將你的情況全部說出來了，你不說也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