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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政治智慧也強化了專制王權。而且，伊麗莎白也給她的繼任者留下了難以解決的財政和宗教問題。 後伊麗莎白時代是一個考驗國君智慧和統制國家能力的最佳時代，這個舞臺不接受拙劣的演員。 接替伊麗莎白女王王位的是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他即位後改稱詹姆士一世，成為英倫三島四個地區的第一個國王，開始了斯圖亞特王朝的統治。 在走馬上任之前，詹姆士已經在蘇格蘭當了35年國王，他了解蘇格蘭勝於英格蘭，這就註定了詹姆士不能解決潛在的種種棘手問題。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帝給英國人送去了一個沒有雄才大略的國王，這對處在社會轉型關鍵時期的英格蘭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不幸。 我們的國王受過良好的教育，記憶力強，熱愛學術，年輕時還寫過詩，是一位學者型國王。他還擅長寫論文，在著名的《國王的天賦能力》和《自由君主的真正法律》兩篇論文中，詹姆士根據“蘇格蘭的習慣”認為，國王的權力來自於上帝，不受人間法律的制約，而議會的權力來自於國王。 這使我們這位人品端莊的國王與議會的關係處於長期的緊張和對抗之中，雖然他並不像他的下一個世紀的同行、因製造“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這句名言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五那樣將“君權神授”觀念付諸於實踐，去實行絕對的君主專制。 但是，不幸的是，滔天的洪水還是在詹姆士死後席捲了整個英格蘭。雖然他幸運地在災難爆發之前退出了歷史舞臺，前往永恆的天國與仁慈的上帝討論“君權神授”的問題，而把所有的隱患和可怕的災難以及那頂誘人的王冠一起傳給了他的寶貝兒子查理，外加60萬英鎊的債務。 查理一世和議會 1625年，被後世稱為“殉難者”的查理一世登上了王位，年輕的國王遠不及他的父親明智，卻和他的父親一樣固執——他是一個堅定的“君權神授”主義者。啊，對了，我們這位國王說話有點口吃，做事優柔寡斷，實在不像一位有著君權神授的堅定信念、乾綱獨斷的君王。 他將君權神授理念付諸於政治實踐中，從而將他和英格蘭捲入了一場浩劫之中，而且，這場浩劫在他被砍了頭之後還肆虐了幾十年。 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認為，一個國家的轉型猶如國家這條大船穿過“歷史三峽”，過程驚濤駭浪，其後海闊天空。這時的英國正處於從傳統社會現代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國王作為國家這條大船的船長，其個人能力和為政之道對於國家能否安全地穿過“歷史三峽”至關重要。 不幸的是，查理一世船長不僅船技平平，而且還和他的大副——議會屢有衝突，英格蘭 這條大船就凶多吉少了。 這時距離著名的《大憲章》頒佈已經過去了400多年了。 400多年中，英格蘭的土地上經歷了一次次王朝更替，先後有17位國王統治過這個國家。在一代代國王的統治下，英格蘭君主制度逐漸發展成為君主專制制度，在伊麗莎白一世女王手上達到了頂峰，在英國國家的統一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不過，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在王權壯大的同時，議會作為貴族、主教和鄉紳的代表，也發展成為英國政治生活中唯一可以和國王抗衡的力量。 在英國早期的歷史上，“議會”的最初含義並不是一個機構，而是指一種機會——貴族和國王在大議事會上交談或談判的機會。從議事會議演變成一個機構後，議會在早期也沒有多大的實際權力，只是替國王向各地攤派捐稅和處理貴族土地問題。 但是在1215年《大憲章》頒佈之後，這種情況在其後的幾百年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議會的權力和影響開始增大，從控制徵稅權開始，議會逐步控制了國家的財政，在國家事務中有了越來越大的發言權。 王權和議會這兩種力量此消彼長，到了查理一世時期，力量的天平已經逐漸向議會一方傾斜了。查理一世先生私德無虧，但是一個人要和形勢以及歷史大勢對抗，即使貴為國王也只能註定以悲劇收場。於是，一場王權和民權之間的搏弈，在新的形勢下展開了。 雙方第一次重要的博弈是在1625年6月間正式上演，其源頭可以追溯到查理上臺之初，導火索則是稅收問題。 查理一世上臺後，很快就面臨著棘手的財政危機，危機的原因是英國與西班牙、法國這兩個天主教國家之間錯綜複雜的宗教戰爭。俗話說，大炮一響，黃金萬兩，對付兩個強大的對手需要龐大的軍費來支援這場戰爭，而軍費全都要國王自己掏腰包。因為當時的政府和王室合為一體，除了王室自己的開支外，國王還必須為王國一切事務買單。 那麼，查理一世從哪裡獲得這些費用呢？ 在歐洲，從中世紀開始的慣例就是“國王靠自己過活”。國王的主要收入來自王室領地收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