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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顧不上開電臺也是可以理解的，持這種意見的有斯大林和日丹諾夫。
而另一種截然相反的意見則認為，伏羅希洛夫不是無意的失誤，而是故意不開電臺，他就是想規避集團軍的指揮和干預，就是想自行其是，就是無組織無紀律！持這種意見的有托洛茨基和烏博列維奇。
兩種意見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當時吵得不可開交，最終關於伏羅希洛夫的錯誤，中央始終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明，直到32年之後，當鋼鐵同志“退休”了五年，當伏羅希洛夫因為反黨陰謀受到公開審判的時候，作為當年紅十軍軍部通訊處長的謝苗諾夫才披露了一個“事實”。
他在法庭上作證時說道：“按照克利緬特的要求，我們通訊處被命令不得開啟電臺，不得私自跟上級聯絡，因為他擔心烏博列維奇同志干預指揮，他就是想撇開集團軍司令部的指揮單幹……”
這條證詞作為伏羅希洛夫反黨集團的陰謀罪證被記錄進了史冊，不過相當多的歷史學家還是認為，這些證據和證詞更像是政治鬥爭失敗之後，當權者強加給伏羅希洛夫的，可信度應該存疑。
不管證詞是真是假，也不管伏羅希洛夫當時是有意還是無意，這些其實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因為他的重大失誤，導致了在伏爾加河下游圍殲鄧尼金的作戰完全破產，他讓紅軍喪失了在1918年就解決白匪軍的可能。
也就是說，就因為他“小小”的失誤，紅軍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流血和犧牲，而俄國人民也必須在戰爭中多掙扎一年，蘇聯晚一年多開始恢復經濟。這些慘重的損失，就算證據存疑又怎麼樣？難道他不該為此付出代價？
米羅諾夫很著急，該死的“傻大個”根本就聯絡不上，而白軍隨時都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