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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背叛之下，鄧尼金很快就變成了孤家寡人，按道理說那一刻的他完全有理由生氣，有理由抱怨，但是他沒有。
7月14日深夜，他在辦公室裡同弗蘭格爾進行了最後的密談，這是兩人最後一次面對面的交談，也是人生中最後一次會面。幾天之後鄧尼金被押往了土耳其，然後輾轉前往美國定居。而弗蘭格爾則在幾個月之後兵敗第比利斯，在重重包圍之中吞槍自殺。
那一天晚上，鄧尼金和弗蘭格爾究竟談了一些什麼，就成為歷史學家津津樂道的話題，原因是鄧尼金並沒有在自己的回憶錄裡提起過那晚。對於被迫離開政壇的那個夜晚，他諱如莫深。
於是有的人說鄧尼金將弗蘭格爾罵了一頓，還有的說鄧尼金什麼也沒對弗蘭格爾說，雙方就是那麼無言地對視了十幾分鍾，然後分道揚鑣。
那麼這兩個人究竟有沒有說話呢？其實這不是什麼歷史之謎，有一個人一直知道答案，不過在他有生之年，因為政治和保密的需要，他並不能說。直到他死後，這個秘密才得以揭曉。
王牌間諜亞歷山大洛維奇在他的秘密回憶錄中寫道：“7月14日，天氣異常沉悶，沒有一朵雲彩也沒有一絲風，壓抑的讓人幾乎暈厥。晚上8時，我陪同弗蘭格爾一起去見鄧尼金，在軍官們的壓力下，那位總司令不得不宣佈下野。一路上，弗蘭格爾的興致很高，似乎完全不受這個該死的鬼天氣影響，一路上他不斷地講前途將會多麼光明，講他會怎麼力挽狂瀾……”
“抵達總司令部的時候，弗蘭格爾才將喜悅和興奮掩藏起來，他故意板起臉，裝出一副很沉著很冷靜的樣子，不過他下車的時候卻差點扭了腳……和弗蘭格爾的興奮相比，司令部裡的氣氛就是一片死寂了。鄧尼金的幾個參謀無言的收拾行裝準備打包離開，鄧尼金的勤務兵跑進跑出，不斷地將這位前總司令的私人物品裝上汽車。我能看出司令部的人都懷著一種莫言的情緒在打量弗蘭格爾，也許他們在考慮該怎麼討好這位新主子？”
“鄧尼金在二樓的辦公室接見了我們，那一刻的場景我畢生難忘，辦公室的地面上丟滿了紙片，辦公桌上的檔案也散落了一地。在另一邊的茶几上擺著一瓶伏特加和一個空酒杯。我知道鄧尼金不太喝酒，可是從瓶子裡剩餘的酒量和他身上的酒氣我能感到，這一回，鄧尼金恐怕也知道他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了……”
“弗蘭格爾有點緊張，他似乎有些手足無措，彷彿是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鄧尼金一樣。說實話，這讓我覺得非常有趣，我之前還以為他根本就不怕鄧尼金……弗蘭格爾和鄧尼金對視了至少五分鐘，空氣中的火藥味十分濃郁，我很懷疑，下一秒鐘這兩個人會不會拔槍互射……”
“鄧尼金首先冷靜了下來，他深深地吸了口氣說話了：‘弗蘭格爾，你最好清楚的記住一點，你首先是個俄國人，首先要維護俄國的利益！’說完這句話，鄧尼金大步流星的從辦公桌後面走了出來，然後頭也不回的離開了……”
那麼弗蘭格爾記住了鄧尼金的忠告嗎？恐怕是隻記住了一部分，因為弗蘭格爾很快就會發現總司令這個位置不是那麼好做的，他的意志總是難以貫徹道基層，軍官們總是有意見，總是喜歡唱反調。更可怕的是協約國集團也從沒有把他這個總司令當一回事，在那些大流氓看來，他這個總司令只是他們養的一條狗而已……
“鑑於白匪軍已經遭受了重大打擊，再也無法威脅頓河和伏爾加河下游地區。我們後一階段的軍事工作重心必然要向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方向轉移，儘早地恢復生產才是上策！”
托洛茨基的真正意圖恐怕不是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恢復生產，他的意思恐怕還是向中歐和東歐進發，讓紅軍帶著革命的烈焰焚燬那裡的舊秩序，恢復生產神馬不過是個藉口而已。
對於抽調紅軍的主力進入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列寧也沒有異議，只不過對於該抽調多少部隊，他有著更謹慎地考慮：“抽調部隊是必然的，但是必須看到白匪軍的主力依然存在，而且在高加索地區，他們很容易獲得帝國主義的支援，不排除他們恢復元氣的可能。所以慎重起見，我認為抽調的部隊不應該過多，應該保持強大的軍事壓力，最好是在高加索地區再打一個殲滅戰，重創白軍主力之後再抽調往其他的戰場！”
對此，托洛茨基有些生氣了，他情緒激動地質問道：“之前中央說打贏了察裡津的會戰就會轉移戰略重心，而現在我們已經贏了，為什麼還要猶豫？白軍已經是窮途末路了，我們應當更加關注國際問題，只有解決了國際問題，革命的前途才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