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兵在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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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一次偶然間拉狄克告訴他：“之所以會多，首要的原因就是官多。一個部委一個正部長之下陪四五個副部長，為了不讓副部長閒置在那裡，就必須給他們找點事兒做，一個星期，每個副部長主持一次會議，就差不多能佔掉了一大半時間，讓大部長再講講話，批示一下，日子不就過去了。”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試想一下，如果官少一點，會議會不會也少一點呢？想一想也是可笑，一個常務副部長主持日常工作，另外幾個副部長各管一攤子，什麼文化、衛生、紀律、後勤，再算上七七八八的正常工作，可不是要可勁的開會麼。實際上如果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兒那還算好的，拉狄克還告訴他，有些副部長的職權是高度重合，你能管我能管他也能管，所以這個事兒就必須你我他都簽字畫押才能幹。碰上幾個副部長不對付的時候，那真心是樂子大了，扯皮就夠打幾個月的嘴炮的。

所以到最後，官越來越多，可事情卻也越來越難辦，而有些部門為了讓事情變得好辦，想出的辦法就是發明更多的官去協調或者調解。結果呢？自然是事情變得更加的複雜和難辦，需要開的會也越來越多。

就像李曉峰曾經對托洛茨基講過的：“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就沒水吃了。咱們的部委就是和尚太多，所以事情才愈發的難辦，官僚主義才會橫行。”

讓托洛茨基記憶猶新的是，李曉峰還補充道：“更糟糕的，事情沒有辦好，我們還不能處罰這些和尚，一個是因為他們會踢皮球，都把責任往外推。第二原因就是法不責眾，這麼多頭頭目目，總不能一口氣給他們全開了吧？”

想到這兒，托洛茨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