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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稱為汴京之約，並認為汴京之約是宋遼兩國戰略力量對比的轉折點，並感嘆說：“宋之所興，遼之所衰，在此一約！”
條約簽訂之後，大宋朝廷上下並沒有表現出歡天喜地的場面，而是很多大臣紛紛上書譴責江逐流賣國求榮。
最先上書的是范仲淹，當然這是江逐流和皇帝趙禎、劉太后事先安排好的戲碼，因為現在僅僅是簽下了條約，並沒有真正把土地交換過來，所以一定要做足戲份給契丹人看，讓他們覺得簽訂了這個條約是契丹人賺到了，大宋人虧死了。
范仲淹上書慷慨激昂，在奏摺中激烈地譴責了江逐流，認為他是國之佞臣，竟然將契丹龍脈之地割讓給契丹，這不是讓契丹人如虎添翼嗎？如果遼國國勢就此強烈，那麼罪責全在江逐流一人身上。
接著參政知事王曾也上奏摺彈劾江逐流，說江逐流此舉有以大宋之土地，資他國之嫌疑。
既然有兩個人起頭，很多大臣也就紛紛上奏摺彈劾江逐流。他們之中有一些不明真相的迂腐官員，認為契丹龍脈如此重要，斷不可還給契丹。燕雲十六州要不要無所謂，但是契丹龍脈被遼國人拿回去，那麼遼國以後“幾無可制矣！”
如果說這一部分大臣還是出於堂堂正正的“愛國之心”的話，另外一部分大臣就居心險惡了，江逐流立了這麼大的軍功，擢升如此迅猛，他們心中一直不平衡，而和遼國使臣談判的重任太后和聖上又託付給江舟，看見其聖眷日隆。此時既然有人攻擊江逐流，他們如果不趁機落井下石，那麼江逐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