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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對此發表什麼意見。
“都讓一個纏綿病榻的女人騎到頭上了，這真是……”
幕僚搖了搖頭也不好說什麼了，只能在心中暗歎一聲，難怪這廝當年搞不過咸豐，果然是有理由的啊。
“這些都是皇家內部事務，咱們就沒必要瞎參合了！”
吳可搖了搖頭不想多提這事，話風一轉沉聲問道：“關於天津教案的事情，兩廣民間是個什麼反應？”
“還能有什麼反應，群情激奮！”
說起這個，幕僚的臉色也跟著嚴肅起來，顯然他對民間過於火暴的輿論十分擔憂，接著彙報道：“特別是學堂裡的那幫年輕人，要不是各地官府及時疏導估計要出大亂子！”
“讓下面人好好引導，要採取溫和手段不要刺激這些滿腔熱血的傢伙！”
吳可眉頭輕皺，沉吟片刻吩咐道。
“好的大人，我會通知吸取的！”
幕僚雖然有些不以為然，但最後還是點點頭應承下來。
眼下能讀得起書的家庭，最少都是中農身份，大部分出身都不差，這些公子少爺們鬧事，只要不是太過當地官府不會窮追猛打。
雖然這些年吳可極力發展官學，但是限於師資力量以及傳統因素，能來官學上學的貧家子弟不足官學學生的五分之一，其餘數額幾乎全被關係戶拿下，私塾數量雖多但那不受官府控制，基本上都掌握在各地宗族手中。
倒是鄉勇隊開辦的各類工廠以及企業，都有屬於自己的附屬學堂，專門招收旗下員工子弟半免費就讀，就是這樣也引來仕林好一番牢騷，認為這些工廠和企業附屬學堂有辱斯文，不是他們盤中的菜。
沒辦法，此時的讀書人都是稀缺資源，逼格高大上得很，為了維護他們的自身利益，其實並不怎麼贊同普及教育的。
“兩廣地區的洋人們是什麼反應？”
吳可輕輕點頭，隨口又問道。
說起這個，幕僚臉上便忍不住露出絲絲陰冷和憤怒……
……
再說天津那頭，曾國藩到天津後的調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實：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傳言。如被指為教會裝滿嬰兒目珠的兩個瓶子，經朝廷官員開啟一看原來是醃製的洋蔥。但事實的澄清無助於減輕曾國藩所承受的空前壓力：一方面是國內強大的輿論壓力，各地激憤民眾根本不相信曾的結論，天津更是民怨沸騰；另一方面是來自列強的壓力，事件發生後，法、英、美、俄等七國聯合抗議，並以出動兵艦相威脅。
高呼“民心可用”的李如松們自然只不過是嘴上快活罷了。1870年的大清，實在無力與西洋列強作一魚死網破之鬥。曾國藩對此是深知的；接替曾處理事件的李鴻章，表面上雖然嘴硬，稱“彼既挾兵船而來，似不能禁我之不調兵”，並把郭松林軍放在河北彰德，周盛傳軍紮在山西平陽以壯膽，以迎合民意。
但私下裡卻又不得不對人訴苦：“目前只求不開兵端，免得中外騷動，牽掣大局”，並悲觀地表示：如果議和不成，真的與法國開戰，則淮軍“未足當勁旅而操勝券”。
然而，縱使給予再多的理解，曾國藩最後的表現仍是讓人失望的。
他先讚揚了“天津士民皆好義，各秉剛氣”，然後又指責他們“徒憑紛紛謠言”，給國家添亂；他先是拒絕了法國要求處死當事的三名天津官員的無禮要求，將他們送出天津以避風頭，但最終又沒能頂住朝廷對他“包庇犯官”的指責，將他們找了回來再次流放。
最後，曾交出來的，是二十名百姓，曾希望用他們的人頭，來給被打死的20名洋人抵命，就此了結此事。
這位最後的“理學聖人”，在這一刻是如此地舉止錯亂。他可以不知道近代西方法理，可以不瞭解近代外交規則，這都是時代的限制。但是，他怎麼可以忘了孔孟那古老的教導——“仁者愛人”？
更沉重者亦有之，在這“可用”、“可欺”、“可殺”的民心背後，還潛伏著某種更可悲的古老意識。
1870年，天津教案的直接導，火索，是民眾憤慨於他們的官員被洋人欺負，“聽說法國人打官鬧事，心生氣忿”，因而隨手抄起傢什，“趕去護救”；
不久後四川的一份無名告示裡說道：“洋鬼子前次竄吾國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菸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如此無理太過，吾今勸汝早早各回本地通知汝主，要與清國年年進貢，每歲禮朝，倘教一年不到，吾報主恩點典，就乾坤仙師八位，神將六十四員，神兵五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