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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省是沒有單獨接納表奏之權的，所有的表章和奏本，都要首先送到中書省，由中書省進行批閱並附上摘要和執行意見後，再送門下省審批。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提議”之權，也是治權的核心。
門下認為不妥，則予駁斥，發回中書重擬，如果門下透過了中書的提議，則交付內廷，由天子聖裁。一般到了這個地步，天子無有不可，於是批“可”，這個時候，尚書省才能見到文書，然後依照內容予以實施。
中書省除了批閱奏章外，還承擔著為天子擬詔的職責。天子有什麼想法，必須經由中書省草擬，然後再發到門下省審批。比如天子說今天晚上我想吃鴨子，好吧，中書省據此草擬詔書，發給門下，門下省看了以後，如果覺得鴨子很貴，咱買不起，就可以直接駁回，那麼天子晚餐就吃不到鴨子。當門下覺得鴨子不貴，可以吃的時候，這份詔書才能達到尚書省，由尚書省去採買。
因此，大唐的聖旨裡面是沒有“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那一套的，那玩意不合法。正式的詔書裡，開頭就兩個字——“門下”，意思就是告訴門下省，我想幹什麼，能不能幹，你看著辦。就好像現在寫請示，抬頭直接寫你要傳送請示的部門，比如“某某司局”、“某某領導”之類。皇帝向臣子寫請示，這是制度！
三省六部制的特點就在於將過去的相權一分為三且相互牽制，變相的削弱相權。發言的人多了，皇帝就能利用起來，分而化之，這就是施行三省六部制的好處。
但無論如何，中書省握有執筆之權，僅此一項，就令分化的相權又有了集中之勢。本朝三百年來，中書令一直位兼首相之尊，這是不爭的事實。（當然，李誠中穿越前後的這幾十年，大唐朝廷已經差不多廢了，屬於不按常理辦事的年代，可以暫時忽略不計。）除了門下省侍中可以勉強和中書令爭一爭外，尚書省的兩個僕射幾乎被排斥在了權力的邊緣。如張說、裴炎、姚崇、李林甫、楊國忠等，都是以中書令而兼首相，以至權傾朝野。
安史之亂後，大唐找到了防止中書令形成權臣的方法，即繞過中書省，直接授予低階官員相位。比如委任某部侍郎、給事中、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等相對低階官員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差遣，賦予他們可以在中書省、門下省斷決處理事務的權力，也就是授予他們提議權和封駁權。由此將三省長官高高掛起，進而逐漸成為虛職，然後天子便可任意行事。
看上去似乎抑制了相權，但其實質，卻是對制度框架的極大破壞。一國宰相可以由皇帝隨意任免，乃至小人倖進，這樣的執政方式，能不亂套嗎？按部就班有按部就班的道理，該走的程式必須要走，一名官員的能力和他所經歷過的事務在絕大多數時候是成正比的。沒有執政的豐富經驗和對官吏體制的深刻認知，怎麼做得好宰執天下的活計？
因此，李誠中不打算沿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那一套，他打算恢復舊制，想要進入政事堂，可以，先當上三省長官再說。
李誠中折騰樞密院的目的，就是將軍事職能從政事堂剝離，等於是對相權的進一步削弱。哪怕再有執筆權的中書令，在連番削弱下，權勢就算很盛，卻也無法做到總攬全域性的地步。經過削弱後的相權，李誠中想要做的是，重新賦予其新的內涵——加重治權。（未完待續。。）
第一百三十六章 中樞之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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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權如果要細分的話，實際上應該包涵兩層，即決策權和處置權。其中，處置權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治權。
大唐政事堂的相公們，因為三省分立的緣故，權力主要集中於執筆的中書令，也就是以中書令為尊的相權。中書令沒有處置權，也就是沒有治權，有的是提議權，也就是決策權，這樣的權力結構，導致大唐的宰相與前朝相比，在治權上要差很多。因此，朝廷對地方的執政能力是弱化的。
李誠中所要做的，就是重樹尚書省的權威。
天佑三年六月三十，馮道由幽州出發，正式抵達洛陽。李誠中在和馮道進行了整夜長談後，以監國燕王身份，代天子釋出了一系列詔書。
任命馮道為尚書令，遷張濬為中書令。
自太宗皇帝出任過尚書令後，這一官職已經成為了東宮太子的榮譽性加銜，並無實質意義，如今驟然再現，不由令群臣譁然。張濬原為尚書左僕射，如今遷為中書令，由從二品升格為正二品，在品級上算是一次極為榮耀的晉升，如果按照慣例來看，應當成為諸相之首。
但張濬有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