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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震早想到他可能會有這種說法,實際上這也是當時朝野大多數士人的想法:倭寇是由開海招來,倘若永遠將海禁維持下去,那就不會有倭寇,也不會有旁的甚麼寇來搗亂。沈廷揚在一旁忍耐不住,插口道:“晚生祖籍崇明,曾聽前輩老人言道,當年倭寇最烈之時,寇中卻有七八成是中國之人。就是晚生所在的村中,當時便有許多男子因為耕田難以餬口,私造小船下海謀生,官府卻目其為匪,派兵剿殺。彼為存性命,便去投奔倭寇,甚至充當嚮導,引倭入海。是倭寇之中,倭人不過十之一二而已。”桓震介面道:“不錯。與其一味雍堵,不如行疏導之法。鯀禹之鑑可知也。”徐光啟搖頭道:“你說這些,老夫不是未曾想過。只是開海當真可以取利,令得國帑稱足麼?”桓震不假思索,一口答道:“自然可以。”
徐光啟微微一笑,反問道:“開海貿易,必要有貿易之物,有貿易之人。尋常百姓耕種餬口尚難,有多少閒暇農餘,去製作那些虛糜玩物?遠洋海船並非易辦,小康之家也不易籌措,富商大賈貿易得利,則買田出佃,收租自樂,有幾個肯拿錢出來購置海船,冒那海上風險?眼下說開海容易,倘若開海之後,並無幾人聞風響應,海上來去船隻幾無中國之商人,全是倭國之海寇,那又如何是好?雖說萬曆一戰之後倭人元氣大傷,可是沿海騷擾從沒中斷,難道你要令尋常商船去與倭船抗衡麼?”
桓震默然,徐光啟提的這些問題,非但確有道理,並且一個個都是自己不能拍胸脯保證的。他不知道開海之後能有多少人響應,也不知道是否真能從中得到巨大利益,他只知道中國再這麼封閉下去,總有一天要給世界丟在後面。資本主義能不能發展,不是自己能決定的,甚至於他從來沒有想過在自己活著的時候能看到那一天;哪怕賠錢也好,怎樣也好,他只是想給中國創造一個機會,一個走出大陸,走向海洋的機會。在以往的歷史當中,中國曾經有過許多次這樣的機會,只是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悄悄地溜走了。
他不知道對徐光啟講這些他能不能聽得明白,不過他心裡十分清楚,至少在眼下,徐光啟是自己實現開海的唯一希望,所以不論用甚麼手段也好,一定得說服他。沉思片刻,答道:“下官曾經拜讀過老大人的《甘薯疏》,除卻番薯之外,尚有馬鈴薯、玉米等物,倘若南北引種,不知能不能以一人之田贍養兩人甚或三人?”徐光啟愣了一愣,拈鬚道:“若真能處處引種,約莫兩人尚可。只是水土天候各地不同,未必處處皆可種甘薯。”桓震又道:“若是朝廷製造大船,以官員主持出海,准許小民攜帶貨物,販賣所得官府百中抽一,大戶亦可以銀兩參股,借與官府作本,年底分取紅利。大人以為是否有百姓樂從?”徐光啟手指叩擊桌面,沉思道:“百一之稅甚低,或者可行。”桓震續道:“鄭芝龍船上火炮,全是由我供給,既然他能來往大明與倭國之間而不懼海寇,我遼東的海船自然也可以。至於倭寇,倭人也非生來便是寇賊,我一面嚴飭海防,令彼毫無可乘之機,一面准許貿易,令彼可以正當往來取利,則倭寇自然化為倭商,不足為慮也。”
徐光啟仍是搖頭,道:“嚴飭海防?本朝海防廢弛已久,整飭起來談何容易。以昔日戚家軍之力,也只不過是倭攻何處,我防何處,猶如水龍一般,只往火頭處奔走罷了。何況整頓耗資必巨,以如今之朝廷,豈有財力支援這等大事?”繞來繞去,又繞到了錢的問題上。沒錢甚麼也做不成,然而靠一個農業國家的稅收積累,眼下已經是快要連兵都養不起了,有甚麼餘地去搞這些不急之務?桓震一時間頭大如鬥,不由得深深嘆了口氣,廢然坐下,垂頭不語。
沈廷揚一直聽兩人來往駁詰,只覺有許多事情是自己不曾想到,或者未曾深思的。不覺後悔起來,不該冒冒失失地上了個本,惹出這一番事來。
桓震眼見今日已經無望,便要帶沈廷揚告辭。徐光啟卻叫住他,道:“百里,你須明白,老夫非為與你作對,只是國家大事不可異想天開,所謂牽一毫而動全身,不得不考慮周詳。拗相公往事可追,你要曉得老夫的苦心才好啊。”桓震心中一熱,不由自主的點了點頭。拗相公便是王安石,他少懷壯志,有朝一日大權在手,立刻一意革新,絲毫聽不進旁人勸諫,因此得了一個綽號叫做拗相公。王安石最後終於搞得自己眾叛親離,革新之策也幾乎全部廢棄。
他明白徐光啟是提醒自己不可重蹈覆轍,就這個時代的政治經濟而言,自己這個現代人並不比他們高明出多少,唯一的優勢就在於,他知道甚麼是歷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