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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震早想到他可能會有這種說法，實際上這也是當時朝野大多數士人的想法：倭寇是由開海招來，倘若永遠將海禁維持下去，那就不會有倭寇，也不會有旁的甚麼寇來搗亂。沈廷揚在一旁忍耐不住，插口道：“晚生祖籍崇明，曾聽前輩老人言道，當年倭寇最烈之時，寇中卻有七八成是中國之人。就是晚生所在的村中，當時便有許多男子因為耕田難以餬口，私造小船下海謀生，官府卻目其為匪，派兵剿殺。彼為存性命，便去投奔倭寇，甚至充當嚮導，引倭入海。是倭寇之中，倭人不過十之一二而已。”桓震介面道：“不錯。與其一味雍堵，不如行疏導之法。鯀禹之鑑可知也。”徐光啟搖頭道：“你說這些，老夫不是未曾想過。只是開海當真可以取利，令得國帑稱足麼？”桓震不假思索，一口答道：“自然可以。”
徐光啟微微一笑，反問道：“開海貿易，必要有貿易之物，有貿易之人。尋常百姓耕種餬口尚難，有多少閒暇農餘，去製作那些虛糜玩物？遠洋海船並非易辦，小康之家也不易籌措，富商大賈貿易得利，則買田出佃，收租自樂，有幾個肯拿錢出來購置海船，冒那海上風險？眼下說開海容易，倘若開海之後，並無幾人聞風響應，海上來去船隻幾無中國之商人，全是倭國之海寇，那又如何是好？雖說萬曆一戰之後倭人元氣大傷，可是沿海騷擾從沒中斷，難道你要令尋常商船去與倭船抗衡麼？”
桓震默然，徐光啟提的這些問題，非但確有道理，並且一個個都是自己不能拍胸脯保證的。他不知道開海之後能有多少人響應，也不知道是否真能從中得到巨大利益，他只知道中國再這麼封閉下去，總有一天要給世界丟在後面。資本主義能不能發展，不是自己能決定的，甚至於他從來沒有想過在自己活著的時候能看到那一天；哪怕賠錢也好，怎樣也好，他只是想給中國創造一個機會，一個走出大陸，走向海洋的機會。在以往的歷史當中，中國曾經有過許多次這樣的機會，只是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悄悄地溜走了。
他不知道對徐光啟講這些他能不能聽得明白，不過他心裡十分清楚，至少在眼下，徐光啟是自己實現開海的唯一希望，所以不論用甚麼手段也好，一定得說服他。沉思片刻，答道：“下官曾經拜讀過老大人的《甘薯疏》，除卻番薯之外，尚有馬鈴薯、玉米等物，倘若南北引種，不知能不能以一人之田贍養兩人甚或三人？”徐光啟愣了一愣，拈鬚道：“若真能處處引種，約莫兩人尚可。只是水土天候各地不同，未必處處皆可種甘薯。”桓震又道：“若是朝廷製造大船，以官員主持出海，准許小民攜帶貨物，販賣所得官府百中抽一，大戶亦可以銀兩參股，借與官府作本，年底分取紅利。大人以為是否有百姓樂從？”徐光啟手指叩擊桌面，沉思道：“百一之稅甚低，或者可行。”桓震續道：“鄭芝龍船上火炮，全是由我供給，既然他能來往大明與倭國之間而不懼海寇，我遼東的海船自然也可以。至於倭寇，倭人也非生來便是寇賊，我一面嚴飭海防，令彼毫無可乘之機，一面准許貿易，令彼可以正當往來取利，則倭寇自然化為倭商，不足為慮也。”
徐光啟仍是搖頭，道：“嚴飭海防？本朝海防廢弛已久，整飭起來談何容易。以昔日戚家軍之力，也只不過是倭攻何處，我防何處，猶如水龍一般，只往火頭處奔走罷了。何況整頓耗資必巨，以如今之朝廷，豈有財力支援這等大事？”繞來繞去，又繞到了錢的問題上。沒錢甚麼也做不成，然而靠一個農業國家的稅收積累，眼下已經是快要連兵都養不起了，有甚麼餘地去搞這些不急之務？桓震一時間頭大如鬥，不由得深深嘆了口氣，廢然坐下，垂頭不語。
沈廷揚一直聽兩人來往駁詰，只覺有許多事情是自己不曾想到，或者未曾深思的。不覺後悔起來，不該冒冒失失地上了個本，惹出這一番事來。
桓震眼見今日已經無望，便要帶沈廷揚告辭。徐光啟卻叫住他，道：“百里，你須明白，老夫非為與你作對，只是國家大事不可異想天開，所謂牽一毫而動全身，不得不考慮周詳。拗相公往事可追，你要曉得老夫的苦心才好啊。”桓震心中一熱，不由自主的點了點頭。拗相公便是王安石，他少懷壯志，有朝一日大權在手，立刻一意革新，絲毫聽不進旁人勸諫，因此得了一個綽號叫做拗相公。王安石最後終於搞得自己眾叛親離，革新之策也幾乎全部廢棄。
他明白徐光啟是提醒自己不可重蹈覆轍，就這個時代的政治經濟而言，自己這個現代人並不比他們高明出多少，唯一的優勢就在於，他知道甚麼是歷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