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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洋務運動興起，日本的明治維興幾乎在同時開啟，而那個島國走的卻另外一條道路。甲午一戰，兩國所選之近代化道路孰優孰劣，眾人皆知。
無奈的是，胡林翼畢竟也只是大清的官吏，那種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在他的觀念之中，他可以支援曾紀澤裝備洋槍洋炮，也可以支援他興辦合資礦業，但不管是做什麼，他的底線都是，官府必須是掌控者。
而就在曾紀澤極力闡述他的見解時，其父曾國藩又託人帶了信來，表明了他對興辦大冶礦務局的支援，但刻意強調，礦務局的領導權必須由官府來掌握。這令曾紀澤很是沮喪。
在那樣一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年代，曾紀澤沒有反駁曾國藩的理由與勇氣，即使他明明知道他這個所謂的“老爸”說的謬論，他仍然只能保持緘默。至少在這個時候，曾紀澤可不想背上一個不孝的名聲。
不過，經過了曾紀澤的再三努力，胡林翼與他達成了妥協，同意了曾紀澤提出的折衷方案，既所謂的“官督商辦”。
官督商辦原本就是歷史中存在過的經營模式，其原則是官府掌握企業的用人及理財權，具體業務由商人經營，這是一種大清體制與資本主義商業體制相結合的怪胎，是在後來李淮章推動的洋務運動中產生的一種特殊經營模式。在經過了近四十年的發展，這種模式最終走向了滅亡，而其模式經營下的本土企業，絕大多數不是為外國勢力吞沒，便是轉變為了官僚的私產，僅有極少部分最終轉為了民族資本企業。
曾紀澤很清楚官督商辦的弊病，但在這個時候，這種模式也是他所能提出的最好方式，總歸要比由官府完全經營要進步一些的。而在這場經營權的討論中，曾紀澤深刻的體會自己的掌控力是多麼的薄弱，儘管他費盡了口舌，所言句句在理，但還是抵不過胡林翼他們這些官僚三言兩語的套話。
在敲定了最終方案後，胡林翼把選擇“商總”的權利交給了曾紀澤，曾紀澤初來大清，識人不多，歷史上的那個近代實業家他倒是記得，只是此時不知人家身在何方，在這個節骨眼上，他也來不及去派人尋找。於是思索再三，曾紀澤決定在武漢公開招標，招攬那些願意入股的商人買辦，擇其優者委以業務經營之權。
公開招商的飯局由宋致遠安排，曾紀澤本意是想培養他擔任大冶礦務局的商總，但宋致遠明確表示，他們宋家入些股份可以，但卻不願擔任商總。曾紀澤很理解他的苦衷，畢竟這合資開礦之舉乃是首創，而這官督商辦的方式更叫吃慣官府官僚作風的商人們持望態度，宋致遠能夠入一部分股，已經是很給曾紀澤面子了。
滿江樓的宴席開了半天，這次的場面比上次籌餉時還要難堪，零零總總來的不過三五個人，來的這些人經曾紀澤的提問和觀察，都是些沒甚真才實學的落魄商人，來應聘的目的無非是想空手套白狼，弄個商總撈他一筆橫財。
黃昏時分，街上人漸稀疏，宋致遠嘆道：“曾大人，看來今天是不會有人來應聘了，不如明天再看看吧。”
曾紀澤也是一肚子的窩火，正要揮手作罷，這時，門外有下人報告，說是有一名叫作徐潤的年輕人前來應聘，曾紀澤眼睛一亮，心想：“莫非是他？”忙吩咐下人快快請那人進來。
徐潤，字雨之，廣東香山人，是中國近代知名的洋行心慈面軟人和工商業活動家。徐潤的家族是一個買辦世家，徐潤15歲來到上海，開始在寶順洋行學藝辦事，之後數年間不斷受到提拔，後又自營商業，開紹祥字號，包辦絲、茶、棉花等生意，不到幾年的時間內，他先後開辦了經營出口茶絲和進口鴉片的行號以及錢莊共十三四家，除此之辦，他還身兼寶順洋行諸多分行主管之職。當然，這些都是此人前期所從事的商業活動，而他開辦紡織石，投資採礦業，成為近代的民族資本家那都是後話。
曾紀澤需要的就是像徐潤這樣不守舊，精通西方先進經營模式，懂得和洋人打交道的人才，但他不知這個來應聘的徐潤是否是他所知的那個“徐潤”。
過不多時，下人引領著徐潤進來，宋致遠似乎認識此人，率先起身與他打招呼：“原來是徐老闆，你這洋行主管當得順風順水，怎麼也想起來應聘這商總的位子了。”
曾紀澤笑問：“怎麼，宋老闆認識這位徐先生嗎？”
宋致遠這才意識到自己並非是東家，忙向他介紹：“曾大人，這位徐老闆是上海寶順洋行的首席買辦，寶順洋行如今在咱們漢口也開了分行，他身兼分行主管之職，跟我們宋家的布莊多有生意上的來往，算得上是熟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