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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政策做了辯護。
蔣介石認為，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政府對於外交有一定之方針，即堅持不屈服，不訂損失國權之約，並盡力抵抗自衛，同時訴之國聯，請其根據國聯盟公約為公道正義之處置，以保障世界之和平。
循此方針，就大概不致犯錯，但國人認為國聯無制裁強暴之能力，要求政府退出國聯，又反對政府與日本直接交涉，而要求政府對日宣戰絕交。
蔣介石認為這是錯誤而危險的，他說：“寇深至此，國人尚群言龐雜，莫所折衷，餘意政府必須明定外交方針，負責執行，以求此問題之解決，斷不能因循坐誤。”
蔣介石堅決反對對日絕交宣戰，因為他認為中國沒有國防實力，如果對日絕交宣戰，以我國海陸空軍備之實力，絕不足以抵抗日軍，如果開戰，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必悉為敵人所蹂躪，到時候，就是想不屈服也不行。
而且，日本採取的是戰而不宣的方式，目的就是避免宣戰的責任，以減輕國際的責難。現在，我明明尚無可戰之實力，而昧然對日絕交宣戰，這不僅給日本把責任加之於我的機會和恣行無忌的口實，並且自己喪失了國聯盟約的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的權利，還會揹負中國破壞公約破壞和平的責任。
據此，蔣介石得出結論；絕交與宣戰是絕路，是自取滅亡。
他說，我政府之外交方針，除對日絕交及對日宣戰二者之外，其他方法皆可擇而行之，國民唯有信任今日之政府，協助政府而且擁護政府之外交政策，無論用何種方式與行動，無論解決對日外交問題之遲速，皆應與政府以斟酌情勢自由運用之餘地，而我國民對政府唯一之要求，就在於絕對不訂喪權割地之條約。
自九一八事變爆發一來，盧文昭一直都氣恨難平，他既憤恨日本之猖獗，更對國民政府所應所對憤恨失望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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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章 有線索了
盧文昭交遊廣闊，他在南京的國民黨高層也有朋友。透過書信往來，盧文昭對國民黨的內部鬥爭也相當瞭解。
九一八事變之前，國民黨的內部鬥爭就已趨於白熱化，尤其是蔣介石軟禁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更是激起軒然大波，導致了國民黨派系之間的激烈對抗。
1931年2月26日，蔣介石派人給胡漢民送去一張請柬，約28日於總司令部晚餐。
胡漢民如期到達約見地點，卻遭到蔣介石的橫加指責，隨後就被兵警押送至南京近郊湯山扣押，軟禁起來。
此事直接導致了以孫科為代表的國民政府一些高階文官，南下廣東，依靠粵系軍閥代表、第八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的軍事力量，聯合桂系、汪派，開赴廣州，另立中央，討伐蔣介石，並很快在廣州形成了一個反蔣聯盟。
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國的強烈反對，國民黨內部的反蔣派也乘機猛烈抨擊，以此逼迫蔣介石下野。
蔣介石在各方面的逼迫下，於11月19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全大會上表示“決心北上效命黨國”。
大會透過“請蔣速北上，恢復失地”緊急動議案，全國隨之掀起送蔣北上抗日運動，但蔣介石自食其言，全國輿論紛起抨擊、撻伐。
12月初，日軍準備一舉侵佔錦州，各地學生紛紛組織示威團奔赴南京示威，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抗日反蔣浪潮，而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四全大會上，倒蔣氣氛愈加濃厚，非逼蔣下野不可。
蔣介石見形勢不利，於12月15日，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及陸海空總司令等職，宣佈下野。
蔣介石自然不是真心想下野，他這是以退為進。
下野之前，蔣介石就為重新回來做好了準備，他在辭職當日召開國務會議，一舉改組四個省政府，任命顧祝同等為幾個省政府的主席，而財政部長宋子文也帶領所有工作人員集體辭職，並帶走了所有賬本。
蔣介石下野，孫科和汪精衛上臺，而隨著蔣介石下野，國民黨內部各派系爭權奪利的鬥爭愈演愈烈。
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發起九省聯防，胡漢民在廣州成立的中央黨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相，陳濟棠倡議西南五省大團結，張學良、閻錫山、馮玉祥等也在籌劃北方六省大聯合。
國民黨可謂四分五裂。
在這種情況下，孫科雖然名義上掌握了最高權力，但實際上卻是一籌莫展，並不得不於1932年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