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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從漢賊不兩立，到蜀魏不兩存，到有魏則無蜀，到“王業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與伐之？”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魏雖有吞蜀之心，不過，曹睿上臺後，舉朝上下，是主張掘壕堅守，待吳、蜀內亂的。他錯過了這樣一個相對平靜，可以養精蓄銳的時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賊之託，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這種感情上的義務，使他罔顧客觀是否可能，貿然行動，很大程度是在維護個人的威信和尊嚴，是不足為訓的。第三，他還錯誤地認為如果繼續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現突將無前，精銳不存的空虛狀態。因此主張趁這些有作戰經驗的將領仍在時，早打，大打。這種思路和他沒有說出來的，對於他個人的過於自信，和對後來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聯絡的。其實戰爭是複雜的系統工程，個別人的有無去留，是不起決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剛剛結束的一次失敗戰爭以後，連他自己都承認“民窮兵疲”，“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況下，又發動一次不量力的進攻，前景當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觀止》裡的前後《出師表》，是諸葛亮最廣為人知的文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及從這兩句話延伸出來的杜甫的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便構成諸葛亮垂範千世的至善品格，被萬人景仰的忠誠典範。
所以，文學這東西，它要渲染起來的話，挺能打動人心的。我們管這種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結果，往往就有一葉障目的弊端。前後《出師表》的感情，當然是真摯的，表達諸葛亮的耿耿忠心，簡直溢於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國當時的內外狀況，剛剛勞師遠征，七擒孟獲歸來，諸葛亮就要揮戈北上，這兩篇動員令，從給蜀國所造成的後果看，就頗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審時度勢，量力而行，是一個政治家必須具備的素質。但他一不顧國力強弱，二不顧民心向背，三不顧敵方虛實，四不顧周邊環境，就要向曹魏挑戰，實屬冒進行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領袖，都有因冒進而吃苦頭的教訓，而吃了苦頭還繼續冒進，再吃更大的苦頭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連阿斗也勸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當皇帝后，可算是一無可取的庸才，獨有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雖然他的出發點並不是正確的。可惜他這個皇帝是個傀儡，如果說話算數，休養生息，修邊固防，也許還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諸葛亮窮兵黷武，連年征戰，勞軍擾民，內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長久。
《蜀記》裡記載：“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於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兵者兇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徵，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
這都是與諸葛亮同時代，或稍後一點的人士，對於他頻繁北伐的議論，可見當時有識之士，對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為然的。諸葛亮罔顧國力，頻繁出擊，實在是由於他太過於自信自負。但這種心理失衡者，豈止孔明一人，凡領袖群倫者，一旦成為人譽自詡的濟世之才，便有一種功名欲，不朽欲，樹碑欲；甚至像文壇這麼一個其實沒有什麼戲唱的場合，也有人來不及地給自己蓋個廟，以便活著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認為曹操？死後，魏國再無足堪較量的對手，過於輕敵，過於躁急，想開啟蜀國的封鎖局面；當然，這也是他過於相信自己萬能，過於追求不朽聲名的結果？
這種可怕的慾望，也是此前此後許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萬世的情結。哪怕傾家蕩產，禍國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歷史的長卷中，給自己樹一塊碑石。諸葛亮的出兵漢中，絕對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劇。由於他位極人臣，權重一國，自然無人能夠左右他，結果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大家看著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終的失敗，無法挽救。
所以，他的親信馬謖認為“平南方回，軍馬疲敝，只宜存恤，豈可復遠征？”他是聽不進去的。譙周的苦諫：“何故強為？”他同樣不以為然，甚至連毫無頭腦的後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問，也都阻止不了他北進的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