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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還有一個祟禎，但南方也還有一個小朝廷，黃宗羲等人雖然算得上是憂國憂民的那種人，但身在文壇，尤其是各種思想充斥的文壇，難免受到掣肘。楚鍾南可以理解這些人的想法：反正你衛國軍勢大，平定天下也是早晚的事兒，咱們也才都三十來歲，等得起！
可是，楚鍾南真的看不慣這些傢伙的表現。他之所以看重黃宗羲等人，一方面是因為這些人都是他曾經心存景仰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是愛其才學，喜其名聲，希望這幾個傢伙能夠為他豎立一面旗幟，招攬一些真正有用的人才。畢竟，讀書人裡也不全都是那些只會空口白話，瞎說蠻幹的人。可這些人卻非要閒在一邊兒，他當然不樂意了。在疆域方面，他希望能夠穩步的平定天下，但在人心方面，他是希望越早越好。
所以，社會科學研究院這個機構就由此而生了。
而楚鍾南之所以會有這種想法，則是因為黃宗羲前不久提出了一個論點：“或問井田可復，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意思是說代稅賦改革，每改革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農民種糧食卻要等生產的產品賣了之後用貨幣交稅，中間受商人的一層剝削；不分土地好壞都統一徵稅。……這一番論調指出了一個賦稅制度的怪圈。而由此，也顯示出了黃宗羲對對封建王朝賦稅制度研究的深入與系統。而他的這番研究，也恰恰是楚鍾南希望讀書人能夠去做的。
所以，楚鍾南要把黃宗羲這些“閒人”給拉出去，扔到社會科學研究院，好生的研究這些有關社會的問題。一來望這些人能夠真正的學習研究一些有用的學問，並帶動一批人；二來，則是希望自己的這個社會科學研究院在這些人的努力下，能像後世的那個社科院一樣，成為國家政策制訂的重要輔助。而第三，則是楚鍾南想到了當初在法國的時候，路易十三和黎塞留成立的法蘭西皇家學院裡不就是聚集了眾多在各個學科裡的重量級人物麼？既然法國有，中國自然也不能落後。而社科院只是一個開始。
不過，楚鍾南並有想到，自己這一時的想法居然會引起那樣大的轟動。
祟禎十九年五月，錢謙益照楚鍾南的吩咐把黃宗羲等人召集了起來，並且將社會科學研究院的事務吩咐了下去，同時，頒佈總理令，任命黃宗羲為新成立的社科院院長並將楚鍾南琢磨了好久，又交由他潤色的《社會科學院研究宗旨》親手交給了黃宗羲。而黃宗羲等人看到那份《宗旨》，尤其是看到裡面所指出的“不僅要積極承擔國家各部提出或委託的經濟與發展中具有全域性意義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的研究任務，還要主動研究新的社會變遷，提出相對的適應方法，指導國家政策……”之類的語句，居然一個個激動的不成樣子。而在黃宗羲上任之後不久科院全因為本身地位的“超然”，吸引了一大批讀書人前來。而這些人中，居然不乏各地有名的大儒，以及一些年青才子。當然，按照楚鍾南的建議而且本身就眼界奇高，同時深知社科院“責任重大”的黃宗羲是不可能亂收人的尤其是“社科院院士”更被楚鍾南賦予了“與各級官員平等相待，享受政務院特殊津貼”這一權利自然不願意就此砸了自己的招牌。所以，社科院召人極其嚴格以至於後世之中，社科院院士最多的時候也沒有超過三十人，成為諸多讀書人羨慕的物件。
當然，這些是後話了。
……
祟禎十九年社科院的建立在文壇起了一陣浪潮。楚鍾南的這一做法給許多讀書人上了一課。讓他們發現，原來讀書並不僅僅只是看過四書五經，背會唐詩宋詞就可以的。還要研究，而研究的方向更是多種多樣。而很顯然，四書五經之類的聖賢書並不能對這些研究提供什麼過多的幫助。
知道。楚鍾南推行地全民識字運動給予了這個時代地讀書人太大地壓力。雖然這些讀書人中也有許多人大聲地“吶喊”。指出楚鍾南讓“平民亦享讀書之樂”。實為對士大夫階層地侮辱。再想到日後可能還要與那些泥腿子們一起去參加科考。更覺有辱斯文。但很顯然。這些理由都是不怎麼受人待見地。而且。面對如此壓力。尤其是龐大地平頭老百姓地基數。這種“有骨氣”地讀書人實在是少地可憐。更多地讀書人感到地則是一種乏力。極度地乏力！面對滔天巨壓。毫無反抗之力地那種乏力！
而中國地讀書人除去些比較死硬地。大多數人都向來是很“聰明”地。既然不能反抗。那就只有順其意志。循其所喜了。只是。先前楚鍾南並沒有提出什麼明確地口號。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