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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將軍迎擊吳楚叛軍,派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率兵解齊之圍,並命竇嬰(竇太后堂兄之子)為大將軍,駐滎陽督戰。
景帝派周亞夫等迎擊叛軍的同時,內心卻搖擺不定,這給了袁盎以可乘之機。袁盎原為吳相,與劉濞關係甚密。袁盎對景帝說:“方今之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刃血可俱罷。”景帝為換取七國罷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話,表示“不愛一人以謝天下”,於是腰斬晁錯於東市,並殘酷地族誅。可惜晁錯一片忠心,就這樣為小人讒言所害。
景帝誅晁錯,去掉了七國起兵的藉口,然而七國仍不罷兵,這就進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后悔莫及,於是決定以武力平息叛亂。周亞夫像漢軍很快平定了七國之亂,吳王濞逃到東越,被殺。
七國之亂是西漢中央與諸侯王國間的一次關鍵性的戰爭,僅僅三個月就勝負分明。漢廷為何速勝?叛軍為何速敗?其答案至少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
臣心、軍心、民心的向背。漢朝建立以來,偃武修文,與民休息,使社會經濟得以恢復和發展,百姓生活日漸好轉,所以臣民擁戴漢室。如平民趙涉向周亞夫建議:漢軍經藍田出武關,即可迅速控制洛陽軍械庫,又可避開吳楚伏兵,取得出奇制勝的效果。相反,吳楚等七國為了各自的私利,驅使百姓,挑起戰火,犯上作亂,破壞安定,再加上勾結匈奴,更為廣大人民所厭惡,所以遭到國內從上到下的反對。
策略、戰略得當。七國叛亂事起,太尉周亞夫就向景帝獻計說:“楚兵勇悍,正面交鋒恐難取勝,希望棄梁國之地,然後斷絕吳楚糧道,就可以平定他們了。”此計是以暫時放棄某些空間來換取時間,達到牽制叛軍、挫其銳氣的目的。後來戰爭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周亞夫的判斷。
人才運用得當。景帝深諳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亞夫為漢軍主帥,可謂選帥得人。而吳王濞雖能廣泛招納天下亡命之徒,但卻不能真正任用他們。
七國失敗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景帝抓住這一有利時機,著手解決王國問題,以加強中央集權。調整諸侯王國的設定。參加叛亂的七國,除儲存楚國另立楚王外,其餘六國皆被廢掉。繼續大力推行削藩。此後,絕大多數諸侯王國僅領有一郡之地,其實際地位已經降為郡級,國與郡基本上趨於一致。諸侯王國領郡由高祖時的42郡減為26郡,而中央直轄郡由高祖時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漢郡總數大大超過諸侯王國郡數。這一變化,對於國家統一,加強中央集權,意義十分重大。
抑貶諸侯王的地位。“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剝奪和削弱諸侯國的權力,收回王國的官吏任免權,取消“諸侯皆賦”,僅保留其“食租稅”之權,並且收奪鹽鐵銅等利源及有關租稅。此後,諸侯王已經不再具有同中央對抗的物質條件。
經過景帝的改革,漢初推行的諸侯王國制,至此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諸侯王在名義上是封君,實際上“唯得衣食租稅”而已;但是諸侯王勢力並未徹底解決,以致後來漢武帝不得不繼續採取相應的措施。
對匈奴:和多戰少,蓄勢待發
景帝時期是匈奴“最強大”的時期,強大的匈奴騎兵南下進擊漢地,燒殺搶掠,嚴重威脅著西漢王朝的統治。而此時漢朝社會經濟有了恢復和發展,但要戰勝匈奴,條件仍不成熟。在這種情況下,景帝怎樣處理漢匈關係呢?總的來說,是有戰有和,但和多戰少,以和為主。
景帝堅持和親,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軍事衝突,為經濟發展贏得了時間,為以後漢武帝反擊匈奴做了準備。當然,景帝並不是一味妥協,也進行了必要的抵禦。在不多的反擊匈奴的戰鬥中,湧現了李廣、程不識和郢都等一批卓越的將領,其中尤以“飛將軍”李廣最為突出。
李廣,隴西成紀(今甘肅莊浪西)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國名將。所以李廣堪稱將門之後。李廣有一套不正規的治軍方法,非常適合於塞外的地理條件和敵情條件,他的部隊簡單、機動、長於應變。所以司馬遷稱讚他說:“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向之。”匈奴人一聽李廣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們稱李廣為“飛將軍”。
景帝除了支援李廣、程不識等邊將對匈奴抵抗,及維持和和戰戰之外,還採取了一些措施,為以後武帝時期匈奴問題的徹底解決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其中主要有兩項。
馬政:“造苑馬以廣用”。中原內地自古以來就缺馬,這樣既不利於騎兵的壯大,又無法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運輸等事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