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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紅肯定地說：“是因為我不愛你，我沒癌，也沒腫瘤。對不起，我是好心辦了壞事。你別多想，開車小心，不要開太快，喝了酒千萬不要開車，也不要老是在外面打麻將，多在家……”
她聽見周寧匆匆說：“又來了，又來了，我又不是小孩，這些我都知道。”說罷，又有幾分傷感地說，“你已經下了決心不要我了，還管我這些幹什麼呢？你自己好好休息吧，沒事別翻來倒去的，本來是很簡單的事情，你一搞就搞複雜了。”說完就掛了電話。
楊紅掛上電話，心想其實應該想到周寧對這件事的反應會是這樣的，那就不會多這一事了。周寧就是這樣的人，他講義氣，為朋友可以兩肋插刀，如果朋友叫他幫忙打架，他肯定是萬死不辭的。但如果老婆叫他做家務，那他就能推就推，推不掉就恨不得插翅飛走，飛不走就磨洋工。可能在大風大浪面前，他的表現是算得上講江湖義氣的。但大風大浪之後的平淡日子裡，江湖好漢周寧就難以忍受了。其實他這種作風倒也符合江湖上的那套，哪個江湖英雄會喜歡做家務陪老婆？還不都到江湖上切磋武功去了？
人們常說：疾風知勁草，烈火識真金。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個人要經得起這四句話的檢驗是很不容易的。一些人在前兩種情況下會臨陣脫逃，另一些人在後兩種情況下會逐漸褪色，有一些人既經不起前兩句的檢驗，也經不起後兩句的檢驗。一個人經不起檢驗，就會被認為人品有問題，就是小人，就會被社會唾罵。
也許在責備被檢驗的人經不起檢驗之前，應該問一問，這個檢驗有沒有必要？是不是他應該經受的檢驗？為什麼要把一朵玫瑰放到疾風中去檢驗然後罵它不是勁草？或者把一塊鐵扔到烈火裡去檢驗然後罵它不是真金？它們本來就不是勁草不是真金，世界上不是隻有勁草和真金才有價值的。
楊紅想，如果周寧不愛我，我也不愛周寧，為什麼社會、輿論、朋友要強求他僅僅因為我生了癌就跟我死守在一起呢？彼此相愛，我生不生癌，他跟我在一起都是對的；彼此不相愛，我生不生癌，他都不必跟我在一起。這跟社會跟輿論有什麼關係？如果每個人都是自立的，如果愛情是維繫婚姻的唯一紐帶，大家結婚是因為愛，相守是因為愛，不愛就別結婚，不愛就別相守，那這個世界會少很多怨偶。
大風大浪之中，彼得跟梅拉蒂守在一起，是因為他們彼此相愛，命運的打擊使他們的愛更堅定更美好。這不關社會什麼事，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過要是在中國，就是社會的事了，可能又要樹成一個典型。彼得肯定是打死也不當這種典型的，就像當年陳大齡害怕披紅戴花地跟講師團出發一樣，這完全是社會為了自己的需要把他們的真情實感拿出來搞笑。
至於我和周寧，大限來之前就決定各自飛了，為什麼大限一來，卻要他守著我呢？守在一起，又有什麼幸福呢？他守著，是迫於輿論，那他守得不開心；我被他守著，天天聽他牢騷滿腹，看他臉色，我也不開心。究竟誰開心？只有社會開心，連輿論都懶得理你了，除非你不守了，輿論才跳出來指責你。
楊紅想起在網上看到的一篇論文，說一個社會，它的社會福利越差，它越強調家庭婚姻的穩固性和責任義務，它實際上是把很多社會的責任下放到家庭頭上去了，因為它不想讓每一個家庭把自己的成員扔到社會上去，由社會來管，因為它管不了。你家有人中風了，你自己把這事搞定，社會不會來幫你忙，你上班下班，做家務，侍候病人，累死也是你自己的事。你不搞，社會就要出來罵你了，說你不孝順，不仁義，不講親情，不道德，一直把你搞得臭不可聞，從道德上判了你的死刑才罷休。這基本上是幾千年的傳統，所以大家覺得天經地義，誰遇上了，誰自認倒黴。所以天天大講家庭的重要性，等你們自己消化矛盾，莫來找我社會的麻煩。
但楊紅聽海燕講過，說她媽媽移民加拿大後，曾經中風過一回，不僅所有醫療費用是免費的，連伙食也是免費的，從醫院回來後，搞社會福利的還專門派義工上門來為她媽媽洗澡翻身餵飯，派理療師上門來作理療，派護士上門來護理，照顧得很周到，使她妹妹不必待在家裡照顧母親而不能上班。這既能讓那些病人家屬安心上班，又增加就業量，還培養出一些有愛心的義工。
楊紅想起自己的外婆，病在床上很久，脾氣一天比一天壞，動輒發脾氣，看誰都不順眼。無論怎樣照顧她，她都是不滿意，搞得家人痛苦不堪。到最後是靠輸液來維持生命，她沒有公費醫療，都是自費，又從經濟上把一家人拖得焦頭爛額，但誰也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