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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國內文藝界期盼金雞百花到來的時候，歐洲三大之一的戛納影展已經開幕了。
伊莎貝爾·阿佳妮拿下了影后桂冠，有兩部作品同時參賽：《四重奏》和《著魔》！《著魔》推薦一下，裡面有阿佳妮和魔鬼啪啪啪的鏡頭……
而以年初的柏林影展為起點，今年正式拉開了國產片出海的序幕，中國電影代表團同樣第一次去了戛納，帶了《馬路天使》《三毛流浪記》兩部展映，展映，不是競賽。
第一部參賽片，要等到明年的《阿Q正傳》。
客觀講，在這個階段西方人雖然想看中國電影，但究竟想看的是什麼，他們自己也不清楚。
直到第五代的出現，他們完美填充了這個需求，以陳楷歌的《黃土地》，張藝某的《紅高粱》為代表，那些老外一瞧，喲！對對對，我們就愛看這個，你們就拍這個！
拍什麼呢？
民族的、野蠻的、落後的、有著變態封建禮教的社會、受壓迫的男人和女人、覺醒者與保守者的抗爭，如果能來點洪流背景，那就更受西方待見了。
最初的得獎，或許是偶然，比如《紅高粱》。
之後的雷同，那就是故意往上湊了，比如《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
不討論電影好壞啊，只是說這幫導演和海外投資方，都清楚拍這種片子在影展會受歡迎，拿獎機率高——是西方定義了中國電影，同時，也是中國電影上趕著讓人家定義。
到了90年代末，中國社會發展了，再拍封建禮教和洪流就太遙遠了，於是第六代應運而生。
他們拍的是在社會轉型期國內的那些邊緣群體，誒，西方人又找到新的G點。
第五代好歹還嘗試過轉型，第六代則是一頭扎進去，早變成人家的形狀了，一直持續到今天。比如婁燁，拍了部“反映”國內疫情的電影，去戛納捧人家臭腳。
給一幫老外看破防了，中途紛紛離場，還給打了0分。
婁燁的原意是，批判國內各種不人道的霸權行為，但在老外看來，卻是“雖然你們死爹死媽死孩子，運屍車跟長龍似的，但我們可是三個月無法點外賣啊！三個月不能出門啊！”
老外不會覺得他在諷刺中國，反而在諷刺自己。
時至今日，中國電影的話語權始終沒跟上國力增長的話語權，一方面是不爭氣，一方面追根溯源，根子就在80年代呢。
……
話說回來，陳奇在杭州一邊寫劇本，一邊等待頒獎，偶爾請何情小胖妞吃頓飯。
眨眼到了5月22日，典禮前夜。
彷彿全國有名有號的文藝工作者，一下子齊聚杭州。
北影廠出了一組人馬，即王好為領銜的《廬山戀》。上影廠風頭最勁，兩部大熱《天雲山傳奇》《巴山夜雨》全是他們的，大名鼎鼎的謝晉導演也來了。
簡單講，本屆典禮就是《廬山戀》單挑那兩部電影。
餘下都是陪跑。
這會沒有花裡胡哨的東西，什麼新聞釋出會，明星見面會，走紅毯通通沒有，更像是文藝界大串聯。一幫人平時見面不容易，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你來我這坐坐，我去伱那看看，互相串門。
陳奇撤出了之前的招待所，住進了組委會安排的賓館。
他也有想拜訪的人，不是明星大導，而是在文藝界非常非常冷門的一群人。
“不知道領導怎麼想的，帶《馬路天使》《三毛流浪記》去參展，那都是幾十年前的作品了，法國人看了，人家以為我們還是舊社會呢！”
房間裡，徐景達捧著一本業內雜誌，也在談論戛納影展的事情。
馬克宣笑道：“起碼保險啊，帶別的電影誰知道會不會出事？哎，老徐，看這意思，國內有意出擊海外，我們要不要申請一下？”
“申請參展？”
“不，參賽！拍真人電影，我們不敢說話，拍動畫片，呵呵，中國動畫片沒怕過誰！”
此二人，是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的導演，參與或執導的作品包括：《大鬧天宮》《牧笛》《哪吒鬧海》。這次帶來的作品是《三個和尚》。
“讓《三個和尚》去海外？能行麼？”
“絕對行，這片子的水準我們還不清楚麼……”
“咚咚咚！”
倆人正聊著，外面有人敲門，徐景達過去開門，見是一個陌生的小夥子，自我介紹：“兩位前輩好，我叫陳奇，專門來拜訪！”
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