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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她說。“也就是說，你認為起訴書中指控你的犯罪事實確實存在，對嗎？”“是。”檢方的訊問過程枯燥而乏味。書記員緊跟著進度做庭審記錄，眉頭不知不覺越皺越緊。他曾經見過因遭到刑訊逼供而當庭翻供的被告人，也見過文化程度極低、不申請法律援助以至於在法庭上面對檢察員的訊問張口結舌百口莫辯的被告人。不管怎麼樣，在檢察員進行詢問時，被告人都會或多或少為自己辯駁幾句。然而魏琳沒有。對於檢方指控的罪行，她一概承認。檢察員向她詢問謀殺細節，她的回答也有條有理，思路清晰。她好像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僅僅是坐在被告人席上，機械地如實回答檢察員的問題，把一切她知道的、檢察員想要知道的都清清楚楚地說出來。通常在這種案情複雜的情況下，檢察員的訊問至少要持續一個小時。她的配合卻讓訊問在三十分鐘內結束。翻了翻手中的檔案，檢察員又看一眼腕錶上的時間，顯然也對此不大適應。“審判長，公訴人訊問完畢。”審判長微微抬頭，也瞧了眼手錶上顯示的時間，而後才望向辯護人席：“被告人的辯護人，對被告人有沒有發問？”一早調整好了麥克風的喬茵回應，“有。”“發問吧。”審判長點頭准許。喬茵略略轉頭，視線落在了被告人席上的女人身上。“被告人魏琳，辯護人現在問你幾個問題，你能不能如實回答？”一刻不停地敲著鍵盤，書記員看了眼魏琳，恰好瞧見她偏首抬眸，面上沒多少情緒地看向喬茵的眼睛。這是她開庭以來第一次朝辯護人席的方向看過去。她的視線掠過秦森那裡的時候，沒有停留。“可以。”書記員聽到她這麼回答。“1999年2月3日上午，你人在哪裡？”“x市仁心醫院。”“醫院的監控錄影顯示，1999年2月3日晚上8點，你獨自離開了醫院。是什麼導致你離開的？”“我接到護士轉給我的一個電話。”魏琳微仰下顎與她對視，語速平緩，一字一句中聽不出情緒，“是sanchezharris打來告訴我，如果我不去找他，他就來找我。”“所以你就去找他？為什麼？他這句話刺激了你的情緒嗎？”喬茵追問。“是。”點點頭以示明白，喬茵斂下視線瞥了眼辯護詞，再次抬頭時神色不改，眼神卻有了些細微的變化。書記員注意到她捏著辯護詞的手指關節有點兒發白，那多半是用力過度造成的。她在緊張。“1998年7月29日晚上9點，你人在哪裡？”“美國紐約州長島，我和我丈夫的家裡。”“為什麼那麼肯定是晚上9點？”“當時我丈夫正在布魯克林開會。他出門前說過會在那天晚上回來，但是颶風‘珊娜’正好過境，我聽到電臺裡說‘珊娜’在往布魯克林的方向移動，而我們住的城市已經在風暴眼，會暫時平靜。我擔心他這個時候回來不安全，所以打電話給他留言，告訴他不用急著回家。電話上顯示了時間。”“在那之後發生了什麼？”“風暴眼會隨著珊娜的移動而離開，幾十分鐘之後又會狂風大作。那個時候全城停電，我拿了備用電池和手電筒，打算去地下室。”頓了頓，魏琳緩慢地合了閤眼，似乎在回憶當時的情形，“在我準備拿臥室抽屜裡的隨身聽的時候，有人在我背後用沾了□□的毛巾捂住我的口鼻。我失去了意識。”喬茵緊接著問她：“當時你的身體狀況怎麼樣？”這次魏琳沒有立即回答。她直勾勾地凝視著喬茵，微仰的臉龐在燈光的映照下蒼白如紙。“我懷了孕。”幾秒後，她翕張一下嘴唇，緩緩開了口，“已經兩個月。”旁聽席上掀起一陣輕微的騷動。大多數旁聽者都是社會公眾，比起發職工證、程式正當，帶有故事性的東西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檢察員宣讀的起訴書雖然交代了事情經過，但用詞生硬刻板，缺少了公眾期待的人情味。這樣一問一答慢慢道清謀殺背景的方式則像真情訪談，被告人的每一秒猶豫、每一分語調變化都更能刺激旁聽者的反應。這個律師想打同情牌。書記員終於弄懂了她的計劃。打同情牌這一招雖然屢見不鮮，但也屢試不爽。當然，這對於一開始對一場精彩絕倫的辯護抱有期待的書記員來說，比較令人失望。不過他並不是完全沒有期待。就像旁聽席上的那些旁聽者一樣，他對這種悲劇性的故事十分熱衷。他並不關注故事本身的悲劇性，只是在隱隱期待那種同情心在體內氾濫、心臟彷彿被揪起來的感覺。那種感覺強烈的時候，甚至會讓他在獨自一人時默默掉下眼淚。那種感覺很好，因為在他為別人的經歷流淚、悲傷的同時，他能相信他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類，而不是在這個快節奏的城市中麻木地度過每一天的動物，猶如行屍走肉。儘管他清楚，沒有人能真正體會這些深陷不幸中的人在經歷些什麼。旁觀者貪戀的不過是那種自己有血有肉的欣慰感，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