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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親手殺過人，不等於沒有做過壞事。”柯以試著淺顯地向黃裳解釋政治的微妙，和關於“文化漢奸”的概念。“你有沒有聽過一個故事：說是有一個庸醫，治死過許多人，他自己死了以後，被下到十七層地獄去。他絕望地哭著，以為這是最重的刑罰了，可是卻聽到他底下還有更大的哭聲。他奇怪了，問：‘下面還有人嗎？’有人回答說：‘有，我是個私塾老師，可是沒多少學問，閻王說我誤人子弟，把我下在十八層地獄裡。’庸醫恍然大悟，原來誤人子弟比庸醫殺人還更可惡呢。”黃裳低了頭，她是個冰雪聰明的人，當然明白柯以的所指，是說蔡卓文雖然沒有開槍殺人，可是他統治文化宣傳，掌握喉舌，愚弄民眾，其罪遠比殺人更甚。可是身為妻子，她總是相信丈夫有苦衷，他以農子之身躍過龍門，終於掙得功名，卻偏偏趕上亂世，於是隨波逐流，做了汪政府的官兒，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過是聽差辦事罷了，他自己有什麼辦法呢？柯以見黃裳不說話，知道她被觸動了，進一步分析說：“蔡卓文出身貧苦，無所依傍，卻能做到今天這樣顯赫的位置，是因為他才華出眾。可是他有這樣好的才華，卻不用來報效國家，而是投機取巧，助紂為虐，這就不明智。他這麼聰明，不可能看不透汪政府是漢奸政府這一實質含義，可是仍然投效麾下，為虎作倀。這樣一個只看眼前利益，而不顧民族大節的人，怎麼能令人贊同呢——再標準的紳士禮儀也掩蓋不了他的卑微。就是抵制日貨的小商販，也活得比他有原則、有尊嚴。”黃裳大為逆耳。就是這個讓人不佩服的人，前不久才救過你的命呢。柯以總是喜歡勸人抗日，可是抗日是要談資本的，就像他勸自己擱筆停到抗戰勝利以後再編劇一樣，那麼這段日子裡，叫她吃什麼穿什麼，拿什麼給她母親治病呢？他自己是共產黨，便想發展人人都做共產黨，但這世上任憑戰亂頻仍，派系林立，總要有平常人，要過柴米油鹽的普通日子，總不能要求人人都起來拿刀拿槍地去抗日，去革命。她並不想丈夫做英雄，但是她也不要他做漢奸，她只要知道他是一個基本上的好人就罷了。可是，怎樣才能算得上是一個“基本上的好人”呢？她卻又不知道了。無用的好人是很多的，但蔡卓文卻又不是一個普通的無用的人，他是個官兒，可這也由不了他，他總之沒有主動去做過什麼壞事就行了。他還救了柯以，他能救柯以，就能救更多的中國人。救好人的人，當然也是一個好人。想到救人，就立刻想到了今天被她連累的那兩個抗日分子。她忽然有些坐不住，站起身來拿過手袋說要告辭。柯以見她談著談著忽然說走，以為自己得罪了她，忙忙阻止：“黃裳，我說這些，都是為了你好。”“我知道。”“那就不要再同姓蔡的來往了，他不是好人……”“可他是我丈夫。”黃裳截口打斷，忽然一不做，二不休，明明白白地宣佈，“柯老師，我們已經結婚了，請為我祝福吧。”柯以呆住了，一時震驚過劇，說不出話來。他眼中的黃裳，忽然化做一條妖嬈的蛇，那是收塔前的白素貞，明知死路而視死如歸，義無反顧，她的眼中，帶著那樣一種破碎的希望，一種絕望的熱情，一種無奈的執著，與痛苦的堅持。然而片刻，她又回覆了嬌俏婉媚的黃裳，一雙眼睛清澈見底，平靜地微笑：“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但是我不怕。我答應過他，為了他，就是壓在雷峰塔下我也願意。如果真要受罰，我願意陪他下地獄。”為了方便同黃裳見面，蔡卓文在國際飯店包了一間房子。這天，黃裳因為急於見到卓文，等不及電話通知，直接拿鑰匙進了屋子，等在那裡守株待兔。起先她很擔心自己這樣一個單身女人住在酒店裡未免太過引人矚目，但是上海大酒店裡的侍應生都是訓練有素，被要求做到客人說話聲音再大也聽不見，玩笑再過也笑不出，太太再多也記不得的，每日早晚在黃裳房裡出出進進，打掃衛生或是送餐送飲，臉上向來除了習慣性的微笑之外就再沒有第二種表情。黃裳這才放下心來，相信了卓文關於租酒店比租民房更安全的解釋：舒適、方便、行動上有更大的自由度。酒店的大門似乎具有某種魔力，世上的戰亂、煩惱、貧窮、勞苦、奔波、傾軋……一切不快樂不高貴的事情到酒店門前就停止了，進得到門裡的，都是全上海最美好的事物：金碧輝煌的大理石牆面、花團錦簇的長毛地毯、時令鮮花、紅酒與香檳、美女和財富、以及各種最周到最殷勤的服務。難怪有很多異鄉人喜歡長年住在酒店裡樂而忘返，只要一天付得起房租，就可以做一天的上帝。等到囊中金盡，轉眼變成乞丐，那已經是酒店門外的事。酒店門裡的人照舊是看不到的。因為音樂聲淹沒了所有的哭泣。霓虹燈下再蒼白的臉也是嫵媚的，女人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