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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李雲龍的意料，馬天生自從上次和他大吵了一架後，似乎並沒記仇，每天見面還總是和顏悅色地打招呼，顯得很有涵養，好像他倆之間從沒發生過什麼不愉快。相比之下，李雲龍就做得差多了，他是個不會掩飾內心活動的人，心裡若是不愉快，便一定要表現出來。以前的老政委孫泰安是個老好人，脾氣好，沒野心，凡事總順著李雲龍，還處處維護李雲龍的威信，所以兩人之間從沒發生過爭吵，彼此相安無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李雲龍是被孫泰安“慣”壞了。
而馬天生就不同了，他認為自己是個堅持原則的人，凡屬於自己分內的工作，他絕不允許別人插手，有什麼需要拍板的事，也絕不徵求李雲龍的意見，自己做主就是。他和李雲龍第一次見面時曾很客氣地稱李雲龍為老同志，希望多多幫助，聽得李雲龍心裡還挺受用，可日子長了，李雲龍發現馬天生當初的話只不過是客氣一下罷了，他根本沒什麼需要李雲龍“幫助”的，只是把李雲龍當成一個平級幹部相處，既不顯得疏遠，也不特別尊敬。甚至也不像開始那樣稱他為“李軍長”，而是很隨便地稱“老李”。這種缺乏禮貌的行為使李雲龍很不滿意，總在心裡嘀咕：老李？那是你叫的嗎？孃的，一個小小的少校如今也和老子平起平坐啦。這他孃的到哪兒去說理？
馬天生成天忙得很，他的工作很煩瑣，比如組織毛澤東思想講用會，連隊的“一幫一、一對紅”活動，著重培養一些基層連隊的學習“毛著”積極分子，組織部隊幫助農民搞春種秋收，抗旱抗洪。據基層幹部反映，馬政委在助民勞動中的確身先士卒，有一次竟累得昏倒在田頭。他自律精神很強，煙酒不沾，沒有任何個人嗜好，除了重大場合，他平時總穿著一身補著補丁的舊軍裝。他調來的時間不長，就幾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層連隊，在戰士們眼裡，他像個和藹可親的連隊指導員，和戰士們促膝談心，噓寒問暖，親自把病號飯端到生病戰士的床前，感動得那個戰士流著淚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主席萬歲”。還有一些家庭生活困難的戰士曾接到家裡的來信，聲稱接到了匯款，家庭困難已解決，希望安心服役云云。那些家庭受到幫助的戰士都認為，匯款人很可能是下來蹲點的馬政委所為。因為只有馬政委和他們談過心，詢問過家庭情況。還有一些夜裡上崗的戰士，都見過馬政委屋子裡到深夜還亮著燈光，有好事者趴著窗沿探望過，見馬政委正捧著毛主席著作在聚精會神地讀著。
鄭秘書有一次去馬天生家送檔案，回來後告訴李雲龍，馬政委家裡空蕩蕩的，除了幾件公家配發的傢俱外，幾乎什麼也沒有，連床上的被褥都是有補丁的，可他有很多書籍，鄭波掃了一眼，只記住幾本，有《自然辯證法》，有《一八七一公社史》《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似乎還有黑格爾和斯賓諾莎的著作，書名沒看清。鄭波是這樣評價的：“看得出來，馬政委是個理論型的幹部，文化水平很高，從藏書上能看出來，我以前也去過老政委孫泰安家，孫政委沒有藏書，除了‘四卷’，只有本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從理論水平上看，這兩個政委是沒法比的。”
李雲龍聽著不大入耳，便陰沉著臉道：“鄭秘書，我是不是該和幹部部打個招呼，調你去馬政委那裡工作呀？”
此話一出口，鄭波就住了嘴，從此再也不提馬政委的藏書和理論水平了。
除夕那天，馬天生在全軍團以上幹部會上作政治動員，提出要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李雲龍在一旁插嘴道：“同志們要正確理解馬政委的意思，什麼叫‘革命化的春節’？就是艱苦樸素，不許吃好的，你七碟八碗，大魚大肉，那還能革命嗎？告訴你們，修正主義就是這麼出的，成天吃他孃的土豆燒牛肉，能不修嗎？所以，今年的春節要突出政治，要憶苦思甜，大魚大肉你們就別想了，各師團要以連隊為單位吃憶苦飯，請老貧農、老工人來憶苦，來倒倒苦水。嗯，還有件事，各單位的政工幹部要嚴格把關，老貧農、老工人沒文化，說著說著腦子就容易糊塗，我聽說上次炮團開憶苦會就出了問題，憶了半天硬是憶到1960年去了。這像話嗎？幸虧是沒文化的老貧農，要是從有文化的馬政委嘴裡說出來，那還不成了反革命？同志們別笑，這有什麼好笑的？針尖大不大？要是放在政治上，就比他孃的磨盤還重。你們還別不信，打個比方說，也許你是個好人，可平常得罪過人，有人恨你，就老琢磨你，可你小子又不長眼，說話不注意，惹出政治上的麻煩，人家不揪你小辮子揪誰？誰讓你不長眼？這反革命你不當誰當？要真到了這步田地，我這個當軍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