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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還得幹活，只不過是有了三十多塊錢工資，可飯錢還得自己掏，囚服也不發了，你要不想光著腚就得自己買衣服穿了。總之，刑滿和服刑差不多。那年11月，全國各地的大批右派就一撥一撥地到了。咱長這麼大也沒見過這麼多大文化人，右派是啥咱鬧不清，給咱的感覺是國家好像跟文化人有了仇，文化越高仇越大，管教幹部平時總看我們這些刑事犯不順眼，說我們是人渣子，弟兄們雖說不在乎人家罵咱，可也明白咱的地位。自打右派來了，我們這些刑事犯可就抖起來啦，任命的班組長都是刑事犯，沒文化的管著有文化的，話又說回來了，在那種地方，文化人屁用沒有，一個個細皮嫩肉的，戴個眼鏡，幹起活來架手架腳的連個娘們兒都不如。這還不算，數他媽的右派隊事多，別看幹活不行，打小報告的可不少，還特別愛寫思想彙報，一寫就是二十多張紙，把自己罵得連王八蛋都不如，開起批判會來一個比一個積極。打個比方，好比把一群狼關在籠子裡餓著，大夥都硬撐著看誰先餓趴下，只要有一個撐不住趴下了，一群狼就都撲上去把那條先趴下的狼吃了。”
“所以我們刑事犯看不起這些右派，咱偷東西還講個‘盜亦有道’，還講點江湖義氣，可他們文化人一旦到了這個份兒上，啥規矩都不講啦，淨想撇清自己，把事往別人頭上推。災年來了，勞改隊的糧食定量一減再減，最後減成每天七兩毛糧，就是帶皮的糧食，右派們誰也不敢喊餓，誰要說個餓字，馬上就有人打小報告，說七兩糧食就夠多的了，咱們這些人對黨對人民犯了罪，黨和人民寬大了咱們，給咱們糧食吃，你還喊餓，這不是對社會主義不滿嗎？當然，文化人裡也有硬漢子，令尊田先生就算條漢子，右派隊二百多號人，拒不低頭認罪的只有五個人，他就算一個。田先生自打進勞改隊那天就不承認他犯了罪，對管教幹部說他到死也是個‘三不’，不承認有罪，不改變觀點，不落井下石。媽的，老爺子那股硬勁兒連我們刑事犯都佩服，為這個，田先生可沒少受罪，大會批小會鬥，關小號，幹活多加定額，取消通訊權利，田先生一句軟話沒說。勞改農場乾的是農活，種小麥，外人都以為最累最苦的活是拔麥子，其實拔麥子不算最苦，勞改犯們最怕的是冬天挖凍方，東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攝氏度，地凍得比石頭還硬，一鎬下去一個白印，得用鋼釺和十八磅大錘打眼，把洞眼連成一排，再用鋼釺撬，那掄大錘可不是誰都能掄的，勁兒使小了沒用，掄圓了又沒準頭，誰也不敢去扶釺，那可不是鬧著玩兒的，十八磅的大錘掄到腦袋上腦袋開花，掄到手上、胳膊上就能把骨頭砸碎，整個農場光這麼砸死的就好幾個。”
“田先生算是死不改悔的大右派，需要好好改造一下，就被派了扶釺的活，老先生算命大，只把手砸骨折了，包紮一下還得接著扶釺。唉，罪遭大了。頭兩年，糧食不緊張，幹這種活還扛得住，災年一來，可就完啦，你想，七兩糧食也就塞個牙縫，別說幹活，躺著也夠嗆，大夥渾身浮腫，走道像踩著棉花，東搖西晃的，出冷汗，兩眼冒金星。工地離我們宿舍有十幾公里，單程走也得一個多鐘頭，零下40攝氏度的天，肚裡再沒食，能不死人嗎？每天路上也得倒下幾個，倒下就沒氣了。有一次我走著走著也倒下了，當時也不覺得冷了，也不覺得餓了，只覺得身上暖暖的挺舒服，眼皮也睜不開了，直想睡過去。我聽人說過，什麼時候有這種感覺了你小子就該完蛋啦，當時我心裡明白極了，眼一閉心一橫，去他媽的，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橫豎一條命，活著也遭罪，一了百了吧。你猜怎麼？咱快完蛋的時候，有人掰了一塊窩頭放在我嘴裡，我這嘴也不爭氣，明明不想活了，還吃它幹什麼？可這嘴就是不聽話，只覺得那棒子麵的香味兒快把我的魂勾走了。我當時想，這會兒能讓我吃一個窩頭，砍走我一條腿也值啦，當時我那模樣大概比一條餓狗也強不到哪兒去，半個窩頭差點兒把我噎死。就這點兒食一下肚，我居然緩過來了。你大概猜著了，是田先生給的，我不知道老爺子是怎麼省出的這半個窩頭，每人一天才七兩啊，人就是這麼怪，關鍵時刻半個窩頭能救條命，這也就是田先生，換個人他寧可讓你砍他一條腿，也捨不得那半個窩頭。不怕你笑話，咱這輩子走南闖北，沒家沒業，上不敬天下不敬地，膝蓋沒彎過，腦袋沒低過。可等我緩過勁兒來，膝蓋一軟，愣是給令尊田先生跪下啦。救命之恩呀，不表示一下咱今後還能在江湖上混嗎？你猜田先生說什麼？他罵了我一句：‘沒出息，男兒膝下有黃金，豈能為口食物下跪？’說完連理也不理我轉頭走了，當時，嗨……”
“你別笑話，我眼淚和鼻涕糊了一臉，這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