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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做準備。他們最後一次稽核的所有的證據，並且最後一次和證人進行溝通。
在庭審時林克的代表律師只是馬修一個人。但這個案子實際上，是由他們三人都是林克的律師。
得知林克到了紐約，三個律師一起來到他的酒店房間。
明天就就是開庭日，他們需要最後一次和林克溝通好庭審策略。
林克並不打算放棄在這個案子的主張：“我知道現在的關鍵在於胡爾·唐納德的不正當商業競爭罪名。我想知道這個罪名有多少把握？”
當初胡爾·唐納德想要找他和解，提出可以接受林克其它的主張，但就是不願承認不正當商業競爭。因為那才是最有可能毀了他事業的罪名。
馬修是要出庭的，所以這個問題，只有他回答最合適：“林克，你知道庭審判決具有一定的主觀性。雖然我們的證據相當充分，但是不正當競爭行為很難界定。畢竟這是民事案件。”
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不一樣。民事案件沒辦法依託行政手段取證，所以一些想要拿到的證據他們不可能那得到。就算是拿到了，也不能作為有效證據。
美國的法律規定，非法獲得的證據為無效證據。比如刑事案件中，警察如果沒得到搜查令就去搜查，哪怕獲得再多的證據，那些證據都是無效的。如果這些證據是關鍵證據，只要辯方律師證明那是非法獲得的，那麼被告就基本贏了。
現在他們是民事案件，但是在訴訟中，也要求原告方取證。而被告方只要證明原告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被起訴的罪名就可以。
麥卡利也說：“關鍵是現在的輿論傾向於被告。紐約檢方也在採訪中聲稱並沒有收集到充分證據足以起訴胡爾·唐納德有不正當商業競爭嫌疑。沒有對胡爾·唐納德追究刑事責任的計劃。這實際上是給了社會一種傾向性的輿論引導。”
“我們的證據還不夠充分嗎？”
“證據只是庭審中其中一部分。而且證據有時候並不是都能起到關鍵性作用的。”
林克說：“既然這樣，我們就做我們能做的。”他雖然想要告死胡爾·唐納德，但他也自知自己沒辦法操控一切。
貝拉說：“能準備的，我們都已經做了。比如陪審團的選擇上，我們曾經否決了三名法院選定的陪審員，不過辯方律師也否定了一名。現在的陪審團有四名黑人。而我們不接受不一致的判決。這對你贏得官司應該有一定的幫助。”
這個事情林克在來之前也聽說了。黑人雖然和黃種人不是同一種膚色的，但在過去幾年裡，美國社會越來越嚴重的種族對立中，黑人受到的歧視比之前還要重一些。根據他們收集到的證據，有四個黑人陪審團，對他贏得庭審確實有幫助。就算白人陪審員想要傾向胡爾·唐納德，只要有一個黑人陪審員意見不一致，案子就不會結束。
還是那句話，他有的是時間和胡爾·唐納德拖。現在的情勢於他有利。
“最好是那樣吧！”
“林克，我們根據口供筆錄書上的問題做出的預判，你能記住嗎？”
“絕大部分能。”
“那就好。如果辯方律師在你作證時問到不知道怎麼回答的問題時，可以暫時不回答。我會想辦法反對，你也可以有時間準備。如果法官支援的我的反對動議，你當然可以不用回答。”
因為有證言筆錄，所以通常律師問的問題，實際上是曾經回答過的。他要記住之前的回答，不然在法院上說出的證詞和筆錄證詞不一致就是翻供，會被認為不誠實。但是律師也可能會詢問時，問一些之前沒有問過的問題。那些問題有可能是無需回答的，也有可能是必須回答的。這要看己方律師的對法律的瞭解和反應能力。
接著，馬修他們針對林克的回答，對一些辯方律師可能提問的問題做出一些預判，同時提示林克該怎麼回答那些可能的問題。
這些都是庭審之前律師應該做的。為的就是儘量避免在作證時被對方律師捉住證言的漏洞。
這也是為什麼富人遇到訴訟案時會聘請一個律師團。這個律師團並不都是要和他一起出庭的。而是為了在證據和庭審上做過各種判斷和估計，並且對案件進行分析，謀取陪審團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判決。
可以說，林克因為讓三個律師一起處理這個案件，其實已經算是很節約了。
這也是他覺得自己的證據已經很充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不能勝訴，那也是律師的問題。
三個律師到了將近凌晨才離開酒店。他們還留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