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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馬之役正是整個東三府民眾都十分關心的問題,湯水建才一開口,就有好幾個住店的客人立即豎起耳朵。
有明一代,山東分為東三府與西三府,西三府依託運河,經濟較為發達,因此也承擔著替太僕寺養馬三萬匹的義務,而東三府由於禁海的緣故,經濟相對封閉落後,因此不必為太僕寺養馬。
替太僕寺養馬是一項無償勞動,而且不享受免糧政策,“每五丁養騍馬(母馬)一匹,三丁養兒馬(公馬),並不在免糧之例”,對於西三府來說是一項極其沉重的負擔。
但是就養馬條件來說,人煙稀少的東三府反而比西三府更為優越,“東三府地僻差輕,土宜產馬卻無養馬之差,反獲賣馬之利”,每年西三府的養馬人戶要向太僕寺交馬駒的時候,反而要向東三府購買大量馬匹。
所以自正統以後,西府人士就不斷要求編排養馬之役,藉此減輕本地負擔,正德十年兵部一度決定東三府與西三府共同承擔養馬之役,但是東三府想辦法一拖再拖糊弄過去,最後無果而終。
嘉靖年間,西三府人士又舊事重提,主張東西府均攤養馬之役,不至於獨累西三府,東府官民縉紳自然是堅決不同意,東三府出身的戶部尚書毛紀和兵部侍郎李昆聯手發揮了作用,最終讓東西三府均派養馬的計劃破產。
隆慶年間養馬準備改徵白銀,印馬御史趙應龍與山東撫按準備重編養馬差役,將西三府的馬匹均攤到全省,於是“東人大駭”,紛紛群起反對,作為頭號冤大頭的青州知府唐維城更是堅決反對青州府養馬,一再鬧著要辭職。
時任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的劉應節為了鄉里更是違反了組織原則,做了一回幕後黑手,親手寫了奏疏,然後交給鄉人到京城越級請願,最終扭轉了乾坤。
這三次東西均攤養馬之役,都是馬上就要落到實處了,最終被東三府有力人士強行扭轉了回來,這樣一來,東三府上上下下都是“畏馬如畏虎,加馬如加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