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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問題乘以十三億這個基數，都會變成天大的問題。
這句話放在大明也是一樣的，兩億跟五億之間的差距絕對不僅僅只是一個數字，而是天上地下的區別。
人口暴增給大明帶來的好處是極為明顯的——集中力量辦大事顯然有他本身的道理，而沒有了外患和那些滾著嘰歪患者，大明顯然可以集中更多的力量來辦自己想辦的事情。
比如各種各樣的工程。
不是所有的工程都是危險而且致命的，蠻子勞工也不是永遠用之不竭的，那些相對安全相對輕鬆的工程都被大明百姓們內部消化了。
至於種地這種事情，因為種地得到的收入沒有做工掙到的錢多，已經有很多人開始放棄種地，轉而跟著各個工程去做工。
朝廷上面也樂得見到這種局面。
大量的百姓跑去做工之後，接著就是空出來大量的土地以供分配，並沒有出現崇禎皇帝當初設想的沒有人種地等等情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住了某種平衡。
除了一定程度上的物價上漲。
因為種地的人少了，糧食雖然還是那麼多，但是因為需要購買糧食的人更多了，所以糧食的價格不可避免的開始上揚。
糧價的上漲帶來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工坊的用工成本增加，隨即又將之轉嫁到了商品銷售環節上面。
物價上漲其實無所謂，中極殿方面早就已經推演了這種情況的發生，因為大明並不存在什麼市場經濟，所以一切都還在可控的範圍之內。
唯一讓崇禎皇帝和朝堂大佬們頭疼的還是教育。
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吧，崇禎五年到崇禎三十年之間，社學的教材更換了十次，縣學、州學的教材更換了十次，大學的教材更換了三次。
原因很簡單，大明皇家學院的那些大佬們結合著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定理定律之類的玩意，全部冠上了“崇禎定理”、“崇禎定律”一類的名頭，然後寫入了教材。
幾乎每年都在推陳出新的定理定律讓禮部的大佬們一把一把的薅頭髮。
這些定理定律既然出現了，以往的教材就得改，但是怎麼改？該讓什麼年齡段的接受什麼內容？
摸著石頭過河，付出的代價就是教材三兩年就要重修一次。
年紀輕輕的倪元璐已經頭髮斑白，禮部加上皇家學院和京城大學的那些教授們，幾乎都是痛，並快樂著。
崇禎皇帝則是一邊拒絕著各種定理定律前面冠上崇禎兩個字，一面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人類哲學導師王境澤先生的真香定律。
再然後，禮部開始為了社學而頭疼。
不是擔心社學的修建經費，在這個問題上戶部難得的和崇禎皇帝達成了一致，從來就沒有卡過預算。
真正讓人頭疼的還是教員。
京城大學畢業的那些學生基本上都被其他的各所大學瓜分，根本就抽不出多餘的人手來分配到州學和縣學。
而且原本的那些秀才、舉人顯然已經沒辦法再在社學裡面執教，因為他們教的內容已經跟不上教材的內容，更跟不上考試的內容。
最終的結果就是學堂有了，生源有了，教員不足了。
穿越過來的平頭哥別的不太在乎，甚至於大明會不會有一天被自己的子孫後代敗掉都不太在乎，反正現在的底子已經給他們打下了，就算是敗了，肉也是爛在鍋裡了。
崇禎皇帝在乎的是教育，就像是後世說的那樣，再窮不能窮教育，崇禎皇帝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對於教育的看重。
自崇禎五年開始至今，除去國庫源源不斷的撥款之外，崇禎皇帝的內帑已經往教育方面補貼了近萬萬兩白銀，換算成後世的財政，幾乎就是幾百個億扔在了教育上面。
而大明的百姓也很認同這一點。
百姓們沒有傻子，誰要真認為百姓們傻，那才是真正的傻子。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些簡單直白的勸學名言，早幾百年就已經出現在了中原堂口。
誰傻啊，現在的大明從軍是第一選擇沒錯，可是從軍已經不僅僅要求是身家清白沒有案底那麼簡單，早在崇禎二十年的時候就已經要求從軍者必須是從縣學畢業。
這簡直就是開天闢地頭一遭，歷史上還從來沒聽說哪個朝代有這種要求，然而在大明就這麼堂而皇之的出現了，出現的是那麼合情合理合法……
拋開從軍的強制性要求之後，無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