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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哪行！”白沐霖連連擺手說，“你們建設兵團的女戰士，白天干的都是男同志的活兒，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六點就要上山呢。哦，文潔，我後天就要回師部了，我會把你的情況向上級反映一下，也許能幫上忙呢。”
“謝謝，不過我覺得這裡很好，挺安靜的。”文潔看著月光下大興安嶺朦朧的林海說。
“你是不是在逃避什麼？”
“我走了。”葉文潔輕聲說，轉身離去。
白沐霖看著她那纖細的身影在月光下消失，然後，他抬頭遙望文潔剛才看過的林海，看到遠方的雷達峰上，巨大的天線又緩緩立起，閃著金屬的冷光。
三個星期後的一天中午，葉文潔被從伐木場緊急召回連部。一走進辦公室，她就發現氣氛不對，連長和指導員都在，還有一個表情冷峻的陌生人，他面前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個黑色的公文包，旁邊兩件東西顯然是從公文包中拿出來的，那是一個信封和一本書，信封是拆開的，書就是那本她看過的《寂靜的春天》。
這個年代的人對自己的政治處境都有一種特殊的敏感，而這種敏感在葉文潔身上更強烈一些，她頓時感到周圍的世界像一個口袋般收緊，一切都向她擠壓過來。
“葉文潔，這是師政治部來調查的張主任，”指導員指指陌生人說，“希望你配合，要講實話。”
“這封信是你寫的嗎？”張主任問，同時從信封中抽出信來。葉文潔伸手去拿，但張主任沒給她，仍把信拿在自己手中，一頁一頁翻給她看，終於翻到了她想看的最後一頁，落款上沒有姓名，只寫著“革命群眾”四個字。
“不，不是我寫的。”文潔驚恐地搖搖頭。
“可這是你的筆跡。”
“是，可我是幫別人抄的。”
“幫誰？”
平時在連隊遇到什麼事，葉文潔很少為自己申辯，所有的虧都默默地吃了，所有的委屈都默默地承受，更不用說牽連別人了。但這次不同，她很清楚這意味著什麼。
“是幫那位上星期到連隊來採訪的《大生產報》記者抄的，他叫……”
“葉文潔！”張主任的眼睛像兩個黑洞洞的槍口對著她，“我警告你，誣陷別人會使你的問題更加嚴重。我們已經從白沐霖同志那裡調查清楚了，他只是受你之託把信帶到呼和浩特發出去，並不知道信的內容。”
“他……是這麼說的？！”文潔眼前一黑。
張主任沒有回答她的話，而是拿起了那本書，“你寫這封信，一定是受到了它的啟發。”他把書對著連長和指導員展示了一下，“這本書叫《寂靜的春天》，1962年在美國出版，在資本主義世界影響很大。”他接著從公文包中拿出了另一本書，封面是白皮黑字，“這是這本書的中譯本，是有關部門以內參形式下發的，供批判用。現在，上級對這本書已經做出了明確的定性：這是一部反動的大毒草。該書從唯心史觀出發，宣揚末世論，借環境問題之名，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後的腐朽沒落尋找託辭，其實質是十分反動的。”
“可這本書……也不是我的。”文潔無力地說。
“白沐霖同志是上級指定的本書譯者之一，他攜帶這本書是完全合法的，當然，他也負有保管責任，不該讓你趁他在勞動中不備時偷拿去看——現在，你從這本書中找到了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思想武器。”
葉文潔沉默了，她知道自己已經掉到陷阱的底部，任何掙扎都是徒勞的。
與後來人們熟知的一些歷史記載相反，白沐霖當初並非有意陷害葉文潔，他寫給中央的那封信也可能是出於真誠的責任心。那時懷著各種目的直接給中央寫信的人很多，大多數信件石沉大海，也有少數人因此一夜之間飛黃騰達或面臨滅頂之災。當時的政治神經是極其錯綜複雜的，作為記者，白沐霖自以為了解這神經系統的走向和敏感之處，但他過分自信了，他這封信觸動了他以前不知道的雷區。得知訊息後，恐懼壓倒了一切，他決定犧牲葉文潔，保護自己。
半個世紀後，歷史學家們一致認為，1969年的這一事件是以後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折點。
白沐霖無意之中成為一個標誌性的關鍵歷史人物，但他自己沒有機會知道這點，歷史學家們失望地記載了他平淡的餘生。白沐霖在《大生產報》一直工作到1975年，那時內蒙古建設兵團撤銷，他調到一個東北城市的科協工作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然後出國到加拿大，在渥太華一所華語學校任教師至1991年，患肺癌去世。餘生中他沒對任何人
